秦汉时期医学

秦王朝在其政权建设中，比较注意从其他诸侯国和前代医疗史事中吸取经验教训，形成一套医事制度。虽然秦王朝历史不长，但影响深远。
一、秦代的医事制度
在秦朝的国家机构中，少府为九卿之一，在少府下设六丞，《通典·职官七》：“秦有太医令丞，亦主医药，属少府。秦始皇上朝，常有“侍医”捧药囊随行，奉侍于帝侧，以备急需。太医不但负责中央官员的疾病诊治，而且掌管地方郡县的医疗事宜。当时各地都设有医长，对太常、太医丞负责。药府中的药长主持药物之事，设有药藏府储存药物。
二、两汉医事制度
汉代的医官中职位最高者为太医令丞，隶属关系上分为两个系统：
太常系统。“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令丞。”（《汉书·百宫公卿表》第七上)。当时的太医令丞，相当于后世太医院使，其内部有分工，负责与管理方药者各司其职，管理方药者又有典须方药和本草侍诏之分。典领方药侧重于方剂的研制，以供宫廷方药之需。而本草待诏则主要为皇家采集各种药材，这些人不象典领方药官职稳定，用着时被征诏上来，又随时可能破裁减。
二是少府系统。“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等令（《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少府太医主要为宫廷医疗服务。在少府太医令丞下，属官和医药人员有：太医监，多由有权势的医生充任，汉昭帝时权臣上官桀，其“妻父所幸充国为太医监。”（《汉书·孝昭上官皇后》）。汉代的侍医，沿袭秦制，主要为帝王皇室和诸侯王诊治疾病，相当于后世的侍御医。《汉书·王嘉传》中的侍医伍宏，在”董贤传”中称“医待诏”，为同一职称。女侍医、女医、乳医，在宫中主要为皇后、公主等服务，诊治妇产科疾病。
诸侯王府的医政仿照中央，如西汉同姓诸侯王府，济北王有太医高期、王禹；齐王有侍医。另外，王府中其他人也有喜好医方者。王府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医生，派人去名医那里请教、或拜名医为师求学深造。地方官吏家中，也多有医药的设施。例如西汉高永侯的管家杜信，曾向淳于意学习《脉经》、《五色诊》等达两年。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14种医药简帛书，为西汉时之一例。
地方的郡、县、乡、亭四级机构中，有关医事制度的可鉴史料较少。在县级政权中可能沿用了以前法医检验组织。亭一级设专门掌营“开闭扫除”（《史记·高祖本纪》集解，见马非百《秦集史》第494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事务的亭父，由此可想知在郡、县，乡级的行政机构中，也会有掌管或兼管医药卫生之官吏。下层人民“戌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汉书·主父偃传》）。“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汉书·晁错传》），缺医少药是显然可见的。
新莽时期设有太医尚方。史载“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汉书·王莽传》）
东汉时期撤消了太常系统，只在少府中设立太医令丞一人，六百石，掌诸医。下属医生293人，员吏19人负责诊疗及有关事项。此外，还有药丞、方丞各一人，分别掌握药物和医方。
宫廷中从事医务的人员还有：太医、侍医主要从事医疗工作；尚药监、中宫药长和尝药太官，主要从事药物的修和调试。“宫中药长一人，四百石。”（《后汉书·百官志》）。从东汉章帝、和帝以后，宫中官制设置扩大，增设的尝药太官之职，主要负责尝药。东汉时期侍疾尝药由专人负责，所尝药量要超过该剂药量的十分之二以上，且尝药不仅限于尝药监一职。《后汉书》载“（帝）不豫，太医令丞将医入，就所宜药，尝药监、近臣、中常侍、小黄门、皆先尝药，过量十二，公卿朝臣问起居无间。”（《后汉书·礼仪下》）
宫廷中所需药物，一般从全国各地入贡。汉代各郡国每年要问宫廷贡献地方的名贵药材。对某些欠缺药材，太医令丞要及时派员采购。顺帝时皇太子因病缺药，朝廷即派人“下郡国县出珍药”。（《后汉书·延笃列传》）。东汉朝臣也配有医官（相当于保健医生），除大鸿胪五人官医外，廷尉、卫尉、太仆、宗正、大司农、少府也各有一名官医（《后汉书·百官志》）。
东汉的医官制度较西汉完善，增设了一些医药官职，地方医事不再由中央直接管理，而由地方负责。在诸候王国中设“医工长”，以”主医药”。（《后汉书·百官志》）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曾出土带有“医工”字样的铜盆。
汉代的医生，可分为官医与民间医生。官医的服务对象重点是官僚统治阶层，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医疗系统。民间以师带徒传授医学的教育形式有一定发展，但官办的医学教育尚未形成，官医主要从民间医药人士中选用，（《汉书·龚胜传》），有的可能为临时延聘。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一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汉书·平帝纪》）但有时则裁减官医，如西汉时令“侯绅方士、使者、副使、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汉书·郊祀志》），官医除了主要为统治者服务外，有些还被指派去为军中士卒、一般平民、甚至为刑徒、囚犯诊病。东汉京兆尹陈龟派官医为平民治病。东汉时会稽发生大疫，督邮钟离意派官医“经给医药，所部多全济。”（《后汉书·钟离意列传》），孔融在《肉刑论》中说“置南甄宫使者，主养病徒。”桓帝建和三年诏称：“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后汉书·恒帝纪》），又据洛阳南郊出土的东汉范雍砖志所记：“右部无任勉刑，颖川颖阴鬼薪范雍，不能去，留官致医。”即是让满刑的病徒继续在刑徒区接受治疗。
汉代的医疗机构已逐渐形成。西汉时的“乳舍”，相当于产院。据《风俗通义》记载：“汝南周霸，字翁仲，为太尉椽。妇于乳舍生女，自毒无男。时屠妇比卧生男，因相与私货易，裨钱数万。”，“颖川有富室，兄弟同居，两妇数月皆怀妊，长妇胎伤，因闭匿之。产期至，同到乳母舍，弟妇主男，夜因盗取之，争讼三年，州郡不能决。”（《太平御览》卷361），汝南、颖川均为汉代州郡，而更大一些的州郡及都市也可能设有乳舍，并且住院的产妇中有屠夫之妻，说明产院并不专为统治阶层而设。《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掖庭令属下有暴室丞，“主中妇人疾病者，就此室治。”此相当于妇科诊疗室。
汉代为了控制流民，在疫病大流行期间曾设立过临时医院。”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蝗。……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元嘉元年（151）京师疫病流行，朝廷派光禄大夫与太医巡视疫情。在社会动荡、政权不稳的情况下，这些临时防治疫病的组织也难以设置。
三、秦汉医事律令
云梦秦简入土于公元前217年。其中记载修城的民工患病，只由主管的官吏酌情给以口粮，而无医疗待遇，倘若小隶臣病死，疑为由主人处理（出于《睡虎地秦墓竹简》，见《文物》1976年第6～9期。下面关于小儿的律令同出该报道），如果不是因病而死，应将检验文书呈报官府论处。凡官府要买的奴隶，必须经过令史对其进行体检后，无病者方可论价买之。看守官府的残疾人逃亡而被捕获，与因公致残的人逃亡而被捕者同样，由官府予以处罚。
秦始皇时，曾“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使中国文化遭到巨大损失。但明文法定“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不在焚烧之列，使得医药书籍得以在社会上保存和流行。汉代广开献书之路，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曾令侍医李柱国校订方书。
汉代，医生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朝廷常召见民间医生，咨询有关医药及疗效等情况。对于为帝王治愈疾病的医生，往往赐以重金。“（汉）武帝时，医氏刺治武帝，得二千万耳。”（《汉书·外贼传》）。又如“上（刘邦）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吕后迎良医，……遂不使治疾，赐黄金五十斤罢之。”（《汉书·高帝纪》）。

个人卫生：汉代至少在官吏中已经形成每五日洗沐一次的制度。据徐坚《初学记》载：“汉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汉书》亦有多处记载。张衡《论衡·讥日篇》说：“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并引录专门论述沐浴的著作《沐书》，可见当时对讲究个人卫生的沐浴已相当重视。
饮食卫生：如《金匮要略》强调：“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论衡·累害篇》说：“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淮南子·要略》说：“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勿尝”。《论衡）清楚指出：“口食腐，心损口恶，霍乱呕吐”食物中毒诸症。
环境卫生：在饮水和清除污水、垃圾、二便、痰涎等方面部有明显的进步。到汉代，不仅定居者凿井而饮，而且军队野外驻扎也是“穿井得水乃敢饮”（《汉书·蒯伍江息夫传》）。当时政府规定每年在一定时期里浚水改火，并强调其防病的意义。如“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钻燧改火，可去温病。”（《太平御览》记述汉代。
在讲究饮水卫生的同时，秦汉时期继前代之后在建造、铺设下水道、排除污水方面又有了较大的改进。秦都咸阳及汉都长安（今西安）均发现大量圆筒形及五角形下水道，《三辅黄图》载：“未央宫有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以道、若今御沟，因为阁名……”，反映了汉初的下水道建设。
古时道路，常常尘土飞扬，污染环境，导致疾病传播。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掖庭令毕岚除铸作“天禄蛤蟆”（人造喷泉）外，还创造“翻车”和“渴鸟”，用以喷洒路面。”据李贤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鸟“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以省百姓洒道之费。后来，三国的马钧也造“翻车”，“其巧百倍于常”。
许多文献中常有“厕”、“都厕”的记载，如“上踞厕而视之”（《史记·汲黯传》）“过入都厕”，使粪便有了集中管理。秦汉前宫廷设有专人和器物，处理统治者的粪便等排泄物。又如收集痰涎的器皿“唾壶”，自汉代以降既有文字记载，也有文物出土。如孔安国为侍中，为武帝“掌御唾壶”（《太平御览》卷219职官部侍中），曹操在给献帝的《杂疏》中，载有“纯金唾壶一枚，漆圆油唾壶四枚，贵人有纯银参带唾壶三十枚”（《太平御览》卷703唾壶），可见，唾壶在当时上层社会已较为普遍地使用。此外，公元147年祥武梁祠石刻中有“驱虫图”，生动记录了人们灭虫除害的情景。
吐纳、导引、按摩、服食仍是这一时期常见的养生方法。《淮南子》中有熊经、鸟伸、凫游、鸱视、虎顾六种导引术式，或谓“六禽戏”，华佗在前人基础上，编创了一套“五禽戏”，即虎、鹿、熊、猿、鸟戏。并提出导引健身理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初期古墓出土的医籍《脉书》和《引书》中，均有导引理论和具体方法的论述。如《脉书》指出：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动则实四支（肢），而虚五藏（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是既知古籍医书中最早用“流水不腐”与“户枢不蠹”的比喻论述人体必须运动的原理。《引书》是古代导引术式的说明，有些部分与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导引图》动作相符，可知这些健身强体的方术从战国一直至汉代是很盛行的。”

秦汉时期，预防疾病措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使用香药和隔离病院。佩带或焚烧香药以预防传染病古已有之。《山海经》载有熏草等7种药物，“佩之，可以已厉（疠）”。秦汉时期，帝王身旁常置有香药，此《史记·礼书》亦有记载。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一批香囊、香枕，其内容多由茅香、桂皮、花椒、高良姜、杜衡、辛夷、藁本、佩兰、干姜等香药制成，含有挥发油的香药气味芳香。除佩带外，还在室内焚烧香药。现代实验研究证明，上述芳香药物在气态条件下或薰燃，多能达到空气消毒的作用，对致病菌或病毒有着抑制甚至杀灭的作用。
《后汉书·徐登传》载：“时遭兵乱，疫疠大起”，兵乱之后，常常出现疫病流行。此时，政府也有用行政的办法，派官员巡察疫情，及时遣医送药，控制传染病的蔓延。如《后汉书》多次提到汉灵帝时，“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之类的事。《后汉书·曹褒传》亦载：“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多蒙济活”。

关于人死后尸体处理及防止尸体腐败技术的发展，我国已有三千多年可供探索的悠久历史和高度发展的文明。其技术约有：
用酒沐浴尸体：人死后的沐浴，我国历来的丧葬制度是很讲究的，如周王室的制度更为严格，专设有主祭祀的官员——小宗伯，而且在小宗伯下设有专门管理用郁金香等酿酒的人，和专门管理用芬香的酒沐浴尸体。“掌岁时，祓除衅浴”（《周礼·春官·女巫》卷26《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郑玄注：“斗，所以沃尸也，……，使之香美者”，“以香涂身曰衅”。可见我国两千多年前对尸体的沐浴是十分重视的，不但自觉达到清洁卫生，而且由于用特制的酒沐浴，也不自觉地达到了尸体的消毒，沐浴和酒对防腐有着重要的意义，对防自溶有一定的价值。
停尸床下设冰盘的处理与防腐：尸体沐浴后，为了防止腐败以应瞻仰，周代已广泛应用了冰冻处理的办法：“君设大盘造冰焉；大夫设夷盘造冰焉……”据推算处理一个帝王尸体约要用六立方米的冰，自然会产生较好的防腐败、防自溶的效果。
新衣、被的缠裹尸体：《礼记·外传》：绞、衾、帽死而后制。《丧大记》：“君锦衾，大夫缟衾，士缁衾。皆一衣十有九称”，袭衣十有九称就是给死人穿上十九套衣服，这个记载也为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女尸“由贴身内衣“信期绣”到最外的“乘云绣”绵被共20层所证明（湖南省博物馆等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这对保持肌肤的洁净和防止外部因素造成肌肤的腐败也有着肯定的作用，因为，这些衣被均经薰香“消毒”，且紧密包扎。
薰香处理与尸体防腐：我国人民利用熏香以祛邪有着悠久的历史，《楚辞补注》记有“佩炜”，佩炜就是佩带香囊。《礼记》也有“鸡初鸣，咸盥漱，……皆佩容臭”。容臭，香物也。……后世香囊即其遗制。古墓发掘中各式各样殉葬品的熏炉也是这一遗制的发展。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长安中大疫，宫人得疫”，烧了辟疫气的月支香以后，“宫中病者差”有充分理由认为，古人殉丧以香料药物绝不只是图其气味香窜，而是积累了用以防虫，去蠹、祛邪的丰富经验，并且日益成为自觉不自觉用以防止尸体腐败、霉变所采取的措施。
汞、砷与酒精处理与尸体防腐：中国古代应用水银、汞以防尸体腐败的记载，甚至多于香药防腐，而仅次于玉、金。“（吴王）阖庐死，葬于国西北，名虎丘。穿土为川，积壤为丘。……冢池四周，水深丈余。椁三重，倾水银为池，池广六十步。秦始皇墓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等等。
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地下经历两千多个寒暑，肌肤、内脏、形体、颜色仍十分完好。江陵凤凰山汉墓男尸虽略差一些，也是经过两千多年而躯体内脏基本完好。达到如此防腐固定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二：一为汞处理，二为浸泡。马王堆一号汉墓棺液沉淀物含有大量硫化汞、乙醇和乙酸等，江陵168号汉墓的大量棺液中，也含有大量的硫化汞，即丹砂等，两者均有较大量的棺液浸泡。棺液中硫化汞等在两尸体的防腐固定上的作用是明显的，这一女尸和男尸组织甚至毛发均含有较高的汞、铅等，其来源不能忽视二人生前服石的可能。细胞内外汞、砷的沉积也会对活细胞起到固定的作用。该尸体所以能保存两千多年，与此不无密切的关系。
棺椁处理与尸体防腐：人死后装殓以棺椁的礼制，从考古发掘看，早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就已开始。《礼记》记载帝王的棺要四重，而且要用水牛、雌犀牛的皮革作棺被，一层一层用漆咬合，各厚三寸，合为六寸，此为一重，因此才有如下效果，“棺柩黑光照人，刀所不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之棺木用梓属，椁用质致密的杉木：棺板均为整块，四层棺木均相紧密套合，棺椁之间除边箱空隙放香药等殉葬品外，也都套合紧密，棺椁壁的总厚度达到一米左右，共用木料达50立方米，其中一块最大的椁木达1,500斤，油漆精良，从而防止了水湿和虫蛀。这在诸种防腐作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墓穴与尸体防腐:墓穴，古称窀穸，对防止尸体腐败也是重要的环节之一。我国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丧葬制度很重视深埋，并要求做到不泄漏气息。如“墨子葬法……掘地之深下，无漏气发泄于上”。“贝丘县东北有齐景公墓，近世有人开之，下入三丈，……拨石复下入一丈，便有青气上腾，望之如陶烟，飞鸟过之辄堕死。遂不敢入”。“幽公冢”、吴芮冢都是古代发掘中足以说明强调墓穴深而有利于棺椁、随葬品、尸体保护的例证。马王堆一号汉墓为土坑竖穴，从现存封土顶到墓室底部达20米。而三号墓其深为17.7米，虽然地处条件等基本相同，而防腐作用却有很悬殊的差别，三号汉墓墓主不存，而一号汉墓墓主保存完好，其原因三号比一号汉墓浅三米恐怕不无关系。深埋还可以基本上甚至完全避免大气空间不利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对棺椁、殉葬品、尸体的影响。
椁围填充：椁围填充与保护棺椁、随葬品、尸体直接有关。约在公元前600年前，椁围填充似未有特殊要求。《左传·成公十二年传》记载：“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孔颍达《正义》引刘炫说：“用蜃复用炭”。蜃炭，系蚌蛤所烧的灰炭。或作蚌壳灰与木炭两解。《吕氏春秋》也记载了这一事实。“家弥富，葬弥厚，……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文献记载如此，古今发掘启示亦如此，而且可以看出这些椁外填充物对保存棺椁及维持棺内恒温、恒湿等的明显作用。
填土夯打：填土夯打紧密与否，也与棺椁等能否保存完好有一定的关系，而填土之能否夯打紧密，又与填土的质地息息相关。粗砂土很难夯打紧密，也难以阻止夯打层内、外的通漏性。而白（青）膏泥越细腻，每夯打层越薄。则夯打也越紧密，阻断通透性的目的也越能达到。
火坑墓与尸体防腐:火坑墓并非丧葬时所预期的，只是在埋葬若干时间后打开墓穴（椁外填充层）时，由内冒出某种气体，遇火即燃烧。因为这样的墓穴能冒出火焰，人们称之为火炕墓，或叫做火洞子。王莽时“改葬元帝傅后，……发棺时臭憧于夭，洛阳丞临棺闻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从藏中出，烧杀吏士数百人”。王充在论述这一现象时指出：”臭闻于天”，系“多藏食物腐朽猥发，人不能堪毒愤”而造成洛阳丞之死，“未为怪也”。”火出藏中者”、“非丁后之神也”。“见火，闻臭则谓丁、傅之神误矣”。可见在汉代，王充对火坑墓之形成，已经给予了科学的解释。据分析，这种燃烧很可能是由椁室冒出的沼气（由厌氧菌产生）引起的，沼气之类的混合气体大量产生，从而可能阻止微生物的生长，特别是需氧菌的繁殖生长很快被阻止。马王堆一号汉墓随葬食品中的果品、牛排等。由于未经消毒处理，在有氧的情况下先行腐败化为乌有，而女尸则由于有传统的香酒洗浴和诸香熏蒸消毒。在有氧情况下的时间里，其肌肤组织等尚能对抗避免由微生物繁殖而引致腐败。但当果品、食物等发酵耗氧越来越多使椁室基本缺氧或造成无氧环境时，女尸的腐坏自溶过程停止，进而完全终止，这就成为女尸历经两千多春秋而不腐的秘密所在。
尸体防腐在我国古代达到很高的水平，不论古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得到充分的论证。例如:元嘉中（438年）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青州人开齐囊公冢（按：齐襄公死于公元前686年），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
“愍帝建兴中（315年），曹嶷发景公及管仲（按：管仲死于公元前645年）冢，尸并不朽，缯帛可服，珍宝巨万”。
“幽公（按：幽公死于公元前423年）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恶。拔除深丈余，乃得云母。深尺所，乃得百余尸，纵横相枕，皆不朽，唯一男子，余悉女子。或卧，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魂黄初末（226年），吴人发长沙王吴芮（按：吴芮死于公元前202年）冢，广逾六十八丈。以其材于临湘为孙坚立庙，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一作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但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之卒，至冢发四百余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纲，芮之十六世孙也”。
“刘表（按：刘表死于公元208年）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捣四方珍香药物数十石，着棺中，苏合消救（一作疫）之香莫不毕备，永嘉中（310年），郡人衡熙发其墓，表貌如生，香闻数十里，熙惧不敢犯”。“城（襄阳）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夫妻，其尸俨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
“吴景帝时（258～262年），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后发一大冢，内有重阁，石扉皆枢，枢转开合，四周缴道通事具高可乘马，又铸铜为人数十枚，长五尺……。破其棺，棺中有人，鬓已斑白鲜明。面体如生人，棺中有白玉壁三十校藉尸。兵人带出死人，以依冢壁，一玉长一尺。形似冬瓜，从死人怀中出，堕地，两耳中及鼻中有黄金如枣，此则骨骸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晋义熙九年（413年），盗发故骠骑将军卞壶（按：公元327年，卞壶被杀）墓，剖棺掠之，壶面尸如生，两手悉拳，爪生达背”。
1972年发掘的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尸体：“女性，身长1.45米，体重34.3公斤，外形保存完整，皮肤浅褐黄色，润泽，有弹性。”
“这具尸体不仅保存了完整的外形，而且内脏器官完整，主要病变尚可确认。硬脑膜完好，脑组织散碎呈渣滓状。肢体内血管结构清楚，腹壁和筋膜层次分明，脂肪虽有分解，但脂肪酸部分保存良好，作为器官支架的纤维结缔组织保存甚好，且有肌组织存在。在光学显微镜下，纤维性结缔组织中占主要地位的胶原纤维外形完整，染色正常，而且保存了胶原蛋白的化学成份。……电子显微镜的观察结果与以上基本相符，骨组织和软骨组织保存也较好，骨组织的结构形式近似新鲜骨组织。……这些精细的显微结构，一般在尸体腐败过程中由于蛋白质的分解很容易破坏和消失，并且这种变化在皮肉明显腐溶之前就早已发生，而这具尸体还能保存一部分这种精细的显微结构，足可说明尸体保存的质量有很高的水平。从年代的悠久和组织结构保存的程度来说，这是世界上尸体保存记录中十分罕见的”。
1973年发掘的凤凰山168号汉墓的男尸体：“身长1.657米，体重52.5公斤，浸泡在棺液中，下为绛红色堆积物。尸体外形保存基本完整。……全身无一根毛发，皮肤基本完整。……肌肉有弹性，颅骨很结实，硬脑膜很完整，且有光泽，脑膜血管清晰可见，十二对恼神经几乎都能辨认。脑髓尚在，重达970克，占整个颅腔的五分之四。内脏保存也很好。……体腔液无细菌，并且可能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由上可见，我国春秋战国到秦汉间的尸体处理与尸体防腐技术已达到世所罕见的水平。

秦汉是中国药物与方剂及其学术体系奠基的时期。在大量临床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药物与方剂所涉及的领域大大开拓。以《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中的方药及其理论最有代表性。它们分别被后世誉为“本草学经典”和“医方之祖”，对秦汉以前的方药及其学术理论是一个阶段性总结，对以后的药物方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神农本草经》为先秦至秦汉药物学的集大成之作，它反映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及其成就。
（一）创设药物分类法
《本经》问世以前，药物知识和用药经验已有相当积累，随着药物种类的日益增多，迫切地需要对药物进行分类。
《本经》首创上、中、下三品分类法。
三品分类法是基于当时人们对药物性能、功效和临床应用而得出的，对促进药物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中指出：“上品药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势力和厚，不为仓卒之效……。中品药性，疗疾之辞渐深，轻身之说稍薄，於服之者，祛患当速。而延龄为缓……。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
在三品分类的体系中，每品中都包含着以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思想，每类中又可划分为若干小类。对汉代及其以前按“草木虫石谷”“五药”分类法有所发展，对陶弘景依自然属性进行药物分类的系统提出，有着启发作用，并且为陶弘景诸病通用药分类法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系统地提出了关于药物的基本理论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了君臣佐使药物配伍的学说。《本经》云：“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也。”君药即主药，在方中起主导作用，臣、佐、使逐级以配合主药的作用。
提出反映药物各种相互关系的七情合和的学说。《本经》云：“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叶华（花）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七情合和当视之，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不尔，勿合。”
发展了关于药物四气五味的理论。指出了关于药物性味、采集时间，干药收藏，地道药材，主熟炮炙，真伪鉴别，宜新宜陈等。提出了有关药物的采集炮炙、加工等理论。
发展了药物制剂的学说。这些论述对药物的制剂起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三）阐述了临床用药的基本指导思想
《本经》指出：“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藏未虚，六府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食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把药物与临床治疗紧密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以免妄药。并指出药物并非万能，贵在于可治之时尽早防治。“若毒药治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在使用有毒性的药物时，其用量应根据病情，宜从小剂量开始，若不愈再慎审地逐渐加量，以愈为度。
（四）正确分析和科学记载了大量药物的功效
如《本经》所载：人参“主补五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菊华（花）“主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血气。”黄芩“主诸热黄疸，……，逐水下血闭，恶疮、疽蚀火疡。”黄连“主热气、目痛……，明目，肠，腹痛下利，妇人腹中肿痛。”当归“……，温疟寒热洗洗在皮肤中，妇人漏下绝子，诸恶疮疡。”海藻“主瘿瘤气，颈下核，破散结气，……。”等等。这些理论与用药经验，在长期临床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被历代医药学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药物之药理作用已为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如人参补益、麻黄定喘、黄连止痢、海藻治瘿等，至今仍是常用的有效药物。《本经》还对炼丹术、丹药，以至少数民族地区的用药知识与经验，也给予记述。
但是，在《本经》中还杂有一些“神仙方术”、“长生不死”等迷信思想，应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予以批判的接受。

中国炼丹术起源于先秦，至秦汉时期更加兴盛，特别是东汉时期炼丹士与道教联盟，为魏晋时期炼丹活动打下了基础。
炼丹者的主观期望是使贱金属矿物变为贵金属，实际上却对于药物化学的发展多有贡献。
《神农本草经》中所记载的炼丹原料还有曾青、空青、石胆、朴硝、消石、石流黄、铅丹、石钟乳等及其提炼物。《周易参同契》记载了鼎炉等炼丹器具和炼丹所用的汞、铅、硫黄、胡粉、铜、金、云母、丹砂等。炼丹所得结果，可作外疮用药。武威汉简《治百病方》中载有用丹药治麻风病的方剂，关于尸体防腐使用汞、丹砂者在秦汉前后也不乏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明。

方剂学的成就是《伤寒杂病论》的主要贡献之一。汉代是方剂学大发展的时期，《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有经方11家，274卷，但魏晋以后已亡佚。东汉末年成书的《伤寒杂病论》，必然对秦汉以来医家遗方及同时各家的方剂进行了广泛择取。它以六经辨证和脏腑辩证为准则，灵活地运用于外感伤寒与内伤杂病的治疗中。
据统计，《伤寒论》收载方剂113首（其中禹余粮丸有名无方，故实为112首），《金匮要略》收载方剂262首，除去二书重复者，实得269首。《伤寒论》中的方剂可分为十二类，如桂枝汤类19方，麻黄汤类6方，葛根汤类3方，柴胡汤类6方，栀子汤类7方，承气汤类12方，泻心汤类11方，白虎汤类3方，五苓散类4方，四逆汤类11方，理中汤类9方，杂类22方。《金匮要略》中方剂较《伤寒论》更为丰富，如其分痰饮为四种：痰饮、悬饮、溢饮、支饮，分析其病机，辨别其寒热：选用方剂达16种，涉及药物30种。
从对《伤寒杂病论》中方剂的分析来看，该书对方剂的配伍关系和加减变化，已相当严格，达到很高的水平，用于治疗伤寒病太阳经表实证的麻黄汤，药只四味，但配伍法度严谨，选药精审恰当，再者，注意依据不同情况而加减变化，如用于治疗中风表虚证的桂枝汤，由它加减变化而成的方剂达19种。方剂的加减变化也极有法度，体现了有常有变的遣方用药原则。
在方证结合方面，《伤寒杂病论》充分体现了因证立法、以法系方、据方用药的准则。如“以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痰饮为饮邪留于心下，阻碍虚阳所致，方中用茯苓健脾淡渗，桂枝温阳化气，白术运脾燥湿，甘草调和脾胃，共奏健脾渗湿、温化痰饮之效，而所依之法，则在于“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理法方药，契合得当。
在剂型方面，《伤寒杂病论》在记述的剂型远远超过了前代各类医书的记载，有汤剂、丸剂、散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软膏剂、肛门栓剂、阴道栓剂等。针对不同病情采用适当的剂型，有助于疗效的提高。
《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大多切合临证，疗效可靠，如白虎汤治暑温、茵陈蒿汤治黄疸、白头翁汤治痢疾等等，一直为后世医家所袭用，并尊为“经方”。

秦汉及以前的“伤寒”概念几乎是温热病的同义语。它在医学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上升的，所包含的实际内容逐渐扩大，其理论系统也逐步趋向成熟。东汉时期，伤寒的辨证施治体系达到了中医临床医学的高峰。
《伤寒杂病论》中的伤寒学说较之《内经》《难经》有了长足进展。由于伤寒热病的猖厥流行，这使当时的医家必须重视时该病的研究。淳于意、华佗等均有关于热病治疗的论述。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也记载有伤寒的病名及症状。当时大都从外感风寒立论，治疗多行温法。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诊籍”就明确提出“为之液汤，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可见此时中医临床确已使用汤药来治疗伤寒热病了，当时医家的探索与经验积累为张仲景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当然，张仲景的成就不止是对当时经验的简单总结，而是加以系统化与提高，他的工作使当时比较散乱、比较粗糙的伤寒理论及治疗经验，形成比较规范、比较完整，包括理、法、方、药相统一的辨证施治体系的伤寒学说。从伤寒的病因病机、发展转化规律、证候诊断、治法方药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由于《伤寒杂病论》由晋·王叔和编次，宋·林亿等校订之后，形成《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本书。其伤寒部分集中在我们今天所见的《伤寒论》中。
（一）《伤寒论》的伤寒概念与理论渊源
《伤寒论》中伤寒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伤寒是对当时外感热生病的总称，包括有狭义伤寒、中风、中寒、风温、温病、奔豚、阴阳易、霍乱、痈脓等。在六经辨证的原则下。对每一病部提出了具体的理法方药。
《伤寒论》的学术渊源正如仲景本人所言：“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辩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现确有据可寻的有《内经》与《难经》。仲景是在深入钻研《内经》、《难经》的基础上，将其贯穿于认识与治疗伤寒全过程中，并且结合后世的经验与本人的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伤寒学说。
《伤寒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继承了《内经》以正气为本的思想。他强调：“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育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发病后，正气的强弱可决定伤寒的发展转归，影响治疗的效果。因此，在治疗中他极其重视顾护正气。
对于伤寒的病因，仲景仍从《内经》、《难经》，以外感风寒立论。但对感邪之后的变化却分析得十分细致，自成体系。此外，散在于《内经》、《难经》中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辨证及各种治法；在《伤寒论》中也得到了比较集中、全面、系统的体现。
（二）三阴三阳六经辨证系统
《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与经络、脏腑、八纲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以代表伤寒的六种疾病类型。三阴三阳的每一类型，都有其典型的证候表现，转变过程及相应的治法。三阳病多为表、实、热证，反映的是机体内部邪正相争较为亢奋的病理变化，治以祛邪为主；三阴病多为里、虚、寒证，反映的是机体正气已受损伤的病理变化，治以扶正为主。这样，三阴三阳在伤寒诊治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必须指出，《伤寒论》中的三阴三阳概念与中医经络学说中的三阴三阳概念是有区别的。若将二者机械地加以对应，必将导致对《伤寒论》的错误理解。仲景的六经辨证系统也不象后世温病学派之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系统那样有着明确的“层次”与“阶段”的含义，三阴三阳病之间并不一定依次逐一传递。
（三）因证立方、见证用方的论治原则
《伤寒论》中的六经辩证相当灵活。三阴三阳每一病都可有多种不同的证候表现，而同一证候表现又往往可以出现在不同的病中。然而，《伤寒论》中一方一证的对应关系却是相当肯定的。书中每一方都因一定的证候表现而立，都有严格而确定的指征，因而见是证，即可用是方，并不受何种病的限制。例如，不论是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还是厥阴病，只要有寒热往来，胸胁满或痛、呕等证，便可用柴胡汤。由于《伤寒论》中方与证有着这种对应关系，从仲景本人开始，就有将某方的适应证称作某方证的情况，如桂枝证、柴胡证等，后世就更为普遍。
应当说明的是，辨病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太阳病之柴胡证“身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与阳明病之柴胡证“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显然是不同的。可以说，辨病的作用在于认识疾病的过程与体内邪正双方的斗争，以决定治疗方法，探测疾病发展的趋向。辨证的作用是决定具体处何方，用何药。由于辨证论治对于临床实践具有更直接的指导意义，便于医生临症掌握好原则规范，因而在后世更受到重视，形成为中医临床的一个特色。

秦汉时期为临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汉淳于意对内科杂病的认识与诊疗水平较之前代都有显著提高，尤其辨证论治思想的确立与运用，使内科杂病的学术水平达到新的高度。在具体病证的认识上，对虚劳、肺痈、痰饮等辨证论治均有了比较系统阐述的病例。淳于意“诊籍”、《治百病方》、张仲景《金匮要略》等是这一时期与内科杂病有关的重要医学文献，尤其后者对内科杂病的理论认识与诊治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中在内科杂病方面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
（一）淳于意“诊籍”中的内科杂病病案
西汉初淳于意所著的《诊籍》中，所记以内科杂病居多，有风蹶、热蹶、风瘅、疟、风瘅客脬、迥风、沓风、热病、中热、痹、肾痹、气鬲、气疝、涌疝、牡疝、肺消瘅、肺伤、伤脾气、遗积瘕、蛲瘕等，其中以消化系统疾病为最多。如“痹（肝肿大）”一案，淳于意为齐王诊病，记录了“根在右胁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气不能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等症状，先后用火齐粥和丸药治愈。还有“涌疝（二便闭结）”，“风瘅客脬（二便难）”，“迥风（急性腹泻）”等案，在认识上均有所提高，“肺消瘅”一例，是消渴病最旱的医案。案中不仅记载了病因、证状及治疗经过，并以“形弊”、“尸夺”形象地描述了消渴重症患者形体消瘦的典型症状。
（二）辨证论治原则的确立与内科杂病
春秋以前，临证医学基本上还处在朴素经验的阶段，治病以单味药物为主。尔后《内经》的出现，标志着医学理论体系已经形成。春秋战国以后，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五十二病方》和《治百病方》两书中所载医方，几乎全是复方，其中已孕育着辨证施治的雏形。从单味药到复方，从朴素的经验到复方配伍理论的形成以及复方的广泛应用，是临证医学发展中的一个进步。
《金匮要略》是医学史上第一部以内科杂病为主的专著，它集中地展现了当时在内科方面的临证水平。书中按每类疾病的共性进行分证，重点阐述了痉病、中风、历节、虚劳、肺痈、咳嗽上气、胸痹、积聚、痰饮、水气等近30种病，为后世治疗学发展奠定了基础。该书还最早确立三因致病的病因学说，丰富了内科杂病的病因学说。《金匮要略》通过大量的实践经验运用了脉证合参，发展了诊法，从而在内科杂病方面确立了脉证并重的诊断原则，提高了内科的诊断水平。该书保存了大量的有效方剂，一直为后世医家所沿用。同时，该书对内科急症也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如对痉证、中风、历节、暴喘、胸痹、腹痛、急性出血都有比较实际的认识，而且提出了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张氏所记载的急救方法，如救治自缢的抢救技术——人工呼吸法及注意事项与现代方法从基本理论和生理、解剖要求没有两样，这是十分突出和难能可贵的。又如救卒死用薤捣汁灌鼻和救溺死方，在东汉时期应当说都是很先进的创造。

（一）外科的发展
在秦汉时期除《汉书·艺文志》仅存目之《金疮瘛疭方》30卷外，尚无外科之专著，在医事制度上也无疡医之设立，只是在民间却成长了一代外科巨匠——华佗。
在淳于意《诊籍》的25个病案中，有一例论及肠胃间生疽之诊断依据和所作预后判断。张仲景以伤寒证治而闻名，但他在外科学的发展上也有自己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他对杂病的论述中。例如：张氏对肺痈（肺脓疡）、肠痛（阑尾炎）以及良缢、溺死等急救技术等。《金匮要略》之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是外科专篇，该篇首先论述了化脓性感染的脉证特点以及诊断要点后，即比较正确的叙述了肠痈的证治。指出：“肠痈之为病……此为肠内有痈脓”，“肠痈者，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调，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其脉迟紧者，脓未成，可下之，当有血；脉洪数者，脓已成，不可下也。”张仲景所论述的肠痈，应当说主要是指阑尾炎而言的，他对急性阑尾炎之发病，是否化脓的鉴别诊断方法和不同的治疗原则等，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影响至今不衰。还应指出：张氏所说“阴吹，……甚或簌簌有声，如后阴（肛门）之矢气状。”可能是对阴道直肠瘘的最早描述。张氏还叙述了刀斧伤等金疮的治疗原则和方法，论述了皮肤病（疥，黄水疮）的治疗方药等。
关于急救技术，张仲景在杂疗方篇对若干卒死的急救方法进行了叙述，尤以救自缢、溺死技术叙述较为具体。例如：急救自缢强调“徐徐抱解，不得断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手少挽其发常弦弦勿纵之，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若已僵，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顷，气从口出，呼吸眼开，而犹引按莫置，亦勿苦劳之。须臾，可少桂汤及粥清含与之，令濡喉，渐渐能咽，及稍止。若向令两人以管吹其两耳，……。此法最善，无不活也。”张仲景所记述的人工呼吸法抢救自缢的医疗技术，在理论和实践上均甚符合人体之解剖生理原则，该术在历代医学的发展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溺死，张氏用“取灶中灰两石余，以埋人，从头至足，水出七孔，即活。”还有救中暑、堕马筋骨折损以及禽兽毒虫伤人的方法等，反映了此期内科医生也都掌握了比较科学的急症救治技术。
1972年，甘肃武威地区发掘了一座汉墓，墓主人是一位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受人尊敬的高龄医师，在其随葬品中，主要是一部医学笔记性著作，整理者命名为《武威汉代医简》，其次还有鸠杖、五铢钱……等。该书涉及外科之内容较丰富，例如：泌尿系结石等，其内容与《五十二病方》相似，其论“治诸癃，石癃出石，血癃出血，膏癃出膏，泔癃出泔，此五癃皆同药治之，……病即愈，石即出。”此外，对麻风、久创、烫火伤、冻伤、狗咬伤、卒痈等均有所论述，丰富了外科的治疗经验。
华佗以其在发展外科上的杰出贡献，被历代医家尊之为外科鼻祖，其影响涉及国内、外。华佗在外科上的贡献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即麻醉术与外科手术。
关于麻醉术：秦汉时及其以前医家已相当普遍的运用酒服某些药物用于金疮等外伤的止痛。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了一个富有幻想的故事，《列子》被认为是一部伪书，其作者为晋人，但据研究其《汤问》篇内容是依据已佚古文献写的。所述：“扁鹊遂饮二人（鲁公扈、赵齐婴）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这一医疗故事在秦汉前虽然并非事实，但其所用“毒酒”，显然是一种有着较大麻醉作用的药酒，可以使二人达到“迷死三日”的深度。心须指出，即是小说家言也必有其用毒酒、或酒制剂使人醉倒的实践经验积累为依据。这里姑且不谈换心手术有否可能，但这一故事却生动说明，那个时期进行外科手术曾运用毒酒作为麻醉剂的历史事实是存在的。
《三国志·方技传》首先记述了华佗。在论述其外科成就时指出：“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腹腔肿物）。《后汉书》在其相似的记述中。则作“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背，抽割积聚”。一为“如醉死，无所知”，一为“既醉无所觉”。显然陈寿与范哗所据为同一史实，参看《列子》及医学文献所记，大体可以肯定我国最晚在秦汉时期已成功的将酒以及其他药物用于外科手术之麻醉，在麻醉作用上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美国拉瓦尔提到华佗在发明麻醉术时说：一些阿拉伯权威提及吸入性麻醉术，这可能是从中国人那里演变来的。因为华佗曾运用这一技术，把一种含有乌头、曼陀罗及其他草药的混合物应用于此目的。华佗的麻沸散，可惜其组成药物已不可确知，然据近现代学者考证，包含有曼陀罗、乌头等，其麻醉效果也已为现代实验研究与临床应用所证明。酒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好的麻醉剂，它已有古代和现代大量临床应用的经验和理论为依据。从这点来看，华佗的外科手术在当时确已有了比较理想的麻醉术。
华佗的外科手术。《三国志·华佗传》载：“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又说“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后汉书》在论述这两个外科手术下例时，谓“因刳破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博以神膏。”两相比较，文字词句虽不尽同，但语意则完全一致，前者是在麻醉下进行腹腔肿物摘除术；后者则是在麻醉下进行肠部分切除吻合术。关于术后护理，有膏摩，有敷以神膏；关于预后，两书均强调了四、五日瘥，一月之间即平复矣。从史书记载仍然可以辨出术名和简单的手术方法和步骤。从此时的人体解剖知识水平，有效麻醉术的应用，以及两书提供华佗曾进行这些手术的史实资料，再参考当时其他医学家曾进行过的手术，综合分析其可能性应该说是肯定的。虽然国内、外也有个别学者提出怀疑，他们不作历史分析，只是主观认为此时作这样大的手术是不可能的，或无法否定这些手术的可能，便更为离奇的说：华佗不是中国人。在此类问题上，必须清理本世纪30年代前后那些重西非中思潮的影响。
除上述外科手术事例外，华佗还有一例剖腹手术记录。《三国志·魏书》载：华佗诊治某“君病深，当破腹取。”“遂下手，所患寻差。”虽然记录过简，不能知其何病及用何外科剖腹手术。但由“当破腹取”可知为剖腹摘除术之类，这些例证也可以给上述的腹腔肿物摘除术一个有说服力的注脚。陈寿距华佗死时约半个世纪，他在记述了华佗种种外科手术事例后，颇有感触他说：“佗之绝技，凡此类山，”也足以证明影响之大。
华佗运用保守疗法成功治愈肠痈也值得注意。如“军吏李成苦咳嗽，昼夜不寐，时吐脓血，以问佗。佗言：君病肠痈，咳之所吐，非从肺出也。与君散两钱，当吐二升余脓血讫，……一年便健。”华佗还告诉病人愈后可能复发，要求患者注意自养，并带有药散以备发作时治疗。五年后一直强健的李成，肠痈发作，但因药散被里人急用，使李成“无药而死”。这一病历说明华佗治疗外科的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二）骨伤科的发展
秦汉时期骨伤科也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表现在骨伤科疾病外科手术、方药治疗、按摩导引及针灸治疗等技术，都有所发展与进步。此期骨伤科外科手术虽然尚不很多，但扩创术、病灶清除术已达一定的水平，医为关羽进行的“刮骨疗毒”，即骨伤科扩创手术的首例记载。《三国志·魏书》记载了华佗用麻醉药使病人麻醉后，为一例膝部患疮七八年（似慢性骨髓炎或膝关节结核）的病人，进行了死骨剔除术，这是病灶清除手术在临床运用的例子。
《神农本草经》已记述有主治创伤折跌强筋以及金创死肌的药物40种，治痈疽药50多种，治各种痹痛、腰痛的药达60多种。此期从对症用药发展到审因组方，治疗效果也得到提高。
导引和按摩疗法：从考古发现西汉时的《导引图》，可知当时导引的具体方法。从这些图所示治痹、厥者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已运用锻炼腰背肌及关节的功能以治疗腰痛和关节痹痛。华佗认为导引练功能使“血脉流通”，“并利蹄足”，强调“引挽腰体，动诸关节”的意义，这种认识和方法，明确了导引练功对运动系统的作用，对骨关节疾病的治疗和保健康复有价值。
针灸和药熨疗法：华佗善灸治腰痛，“有人病两足，不能行，辇诣佗。佗望见云：‘已饱针灸服药，不复需看脉。’便使解衣，点背数十处，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纵邪（斜）不相当。言灸此各十壮，灸创愈即行。后灸处夹背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调，如引绳也。”华佗在运用“下病上取”的原则，采用《内经》夹脊穴，疗“脚擘不能行。”在治疗腰背、腰腿痛方面获得显著疗效，后世称之为“华佗夹脊灸”。《治百病方》用当归、川芎、丹皮、桂、漏芦椒等药和酒煮。“背痛者卧药当出血久瘀”（瘀方），也反映了汉代的医疗水平。
（三）皮肤病认识与治疗技术的提高
秦汉时期，皮肤病治疗学有所进步，武威汉代医简《治百病方》中，有12枚木简和86号木牍涉及皮肤病，有治疗痈、痤、溃疡、瘙痒、大风（麻风）等，从“治百病膏药方”、“治千金膏药方”等简及86号木牍“大风方”中可以看出，不仅载有病名，还记述若干病状体征，所用药物的剂量、制备和使用方法；甚至还提到经治后的转归。其治法较《五十二病方》有所进步，如以药膏外敷治疗疮痈就相当高明：多层涂药，中央留孔，既促进炎症局限以至消散，又利于脓液引流，所采取的方法和步骤与现代常用之鱼石脂饼换药法类似。对于麻风病，战国晚期秦之基层医生已可作出正确临床诊断，并对患者实行隔离（疠迁所），到汉代则可以有效复方治疗。木牍治大风方之疗效按其所记能使毛发皆落达到“随皆复生”，“随折复起”，麻木之“不仁皆仁”。上述治疗思想及其具体方法不仅反映了该时期无名医家所能达到的技术水平，也开辟了尔后皮肤病治疗学继续发展的先河。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所论述的辩证论治理论和原则，同样奠定了皮肤病临床治疗的基础。如《金匮要略》首载：“浸淫疮（相当于急性湿疹），黄连粉主之。”为后世医学家论述和提高奠定了基础。该病是皮肤科常见多发病，张仲景所述及黄连粉主治已为现代科学实验所证明。又如以蛇床子粉、苦参汤治疗阴部及粘膜部位疾患等，至今沿用不衰。
狐惑（类似于口－眼－生殖器皮肤综合症）：张仲景首先载述于《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之中：“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并设有甘草泻心汤、苦参汤、雄黄熏药及赤小豆当归散依口腔、前后阴、面目等局部和全身脉证状况，分别内服、外用辩证施治。现代医学的口－眼－生殖器皮肤综合症系土耳其皮肤病学家白塞氏（Beheet）于1937年提出，并被公认为一独立疾病，故又名白塞氏综合症。我国1932年也有此种综合症的报告，并认为白塞氏病类似于我国汉代张仲景所述之狐惑病。

秦汉时期，妇产科有很大进步。有关妇女经、带、胎、产、杂病的基本医疗知识已初步形成，建立了中医妇产科学辩证论治将证医疗方法的基础。
《汉书·艺文志》记有《妇人婴儿方》19卷，是最早的妇产科文献。惜已佚，但由此可知当时妇产科已有专门著作。
西汉初期，宫廷中出现了专职妇产科医生，称女医或乳医，专为皇太后和皇后少数权贵人物服务。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宣帝时（公元前73～前49年），“女医淳于衍，……尝入宫，侍皇后疾。”淳于氏曾与霍光夫人共谋，乘她给许皇后接生之机，投毒药杀害了许皇后。《汉书·霍光传》称：“使乳医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颜师古说：“乳医，视产乳之疾者。”淳于衍是我国最早的专职妇产科医生。
淳于意“诊籍”有妇产科病案2例。一例为闭经：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腰背痛，寒热，脉象肾脉啬，其来坚难，肝脉弦，诊断为“内寒月事不下。”分析其病因，“得之于欲男子而不可得也。”经用药治疗，很快痊愈。另一例为难产：“怀子而不乳（产难），”以酒服莨菪一撮，胎下。复诊时，脉躁，服硝石一剂，瘀血下如豆大五、六枚，病愈。这是我国记载最早的妇产科医案，已体现了妇产科辩证论治的基本精神。
到了东汉末年，张仲景著《金匮要略》专列妇人病证治三篇，分为妊娠病、产后病、杂病三类进行论述。妊娠病篇中首先论述了妊娠的早期诊断，论证中说：“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于法六十日，桂枝汤主之，当有此证。”指出了妊娠60日可出现的脉证。关于妊娠病，着重讨论了妊娠呕吐、妊娠腹痛、妊娠下血、妊娠水肿、妊娠小便难及半产（小产）等妊娠期间的常发病，而且首创了许多治疗妊娠病的有效方剂，如治疗妊娠呕吐的干姜人参半夏丸；治疗妊娠腹痛的当归芍药散；治疗妊娠水肿的葵子茯苓散。至于孕妇安胎服用的方药，则首应辨明证之寒热，方可选用。湿热最易损伤胎气，可常服当归散。由寒湿所致的胎不安则用白术散。
关于产后病，首先提出了新产妇常见的三大病证，即产后发痉、产后郁冒（虚脱）、产后大便难，并指出此三大病证的发生原因基本相同，都是由于产后失血、伤津所致。这一观点对产后疾病的辨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治疗产后下利，用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方中白头翁汤止痢，加阿胶、甘草养阴补虚。治疗产后腹痛，如辨证虚寒的，用当归生姜羊肉汤；气结的，用枳实芍药散；血瘀的，用下瘀血汤。辨证有虚有实，虚实夹杂，治则有攻有补，攻补兼施。
在妇女杂病中，首次提出了妇科病的成因，主要有三种，即虚、积冷、结气。这对后来妇科关于温补、行气、攻积治疗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杂病中，除了分别讨论痛经、经闭、陷经漏下等月经病和带下病外，并记有脏躁（妇女精神病）以及阴疮、阴吹等病。而且结合辨证论治的原则、首创了多种妇产科常用的著名方剂。
华佗，在妇产科学诊疗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三国志·华佗传》和《后汉书·华佗传》都记载了他诊治死胎的病案。例如：
“李将军妻病甚，呼佗视脉，曰：伤娠而胎不出。将军言：闻实伤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佗舍去。妇稍力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佗曰：此脉故是有胎，前当主两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母不自觉，旁人亦不寤，不复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复归，……今当与汤，并针一处，此死胎必出。汤针既加，妇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备，色黑，长可尺许。”
据上述病案可知华佗已能应用切脉和腹部触诊的方法诊断死胎。采用汤药，或针刺的方法进行治疗，或针药并用，使死胎产下；甚至使用探查方法，完整的取出死胎。反映了公元2世纪我国对死胎诊断治疗的高超技艺。

这一时期，人们对小儿生理发育变化的认识和瘛疭、痫病，食积、下利等病症诊治均有一定进步，并出现小儿科专著。
西汉淳于意曾治疗齐王中子诣婴儿的“气鬲病”，病症表现为“使人烦懑，食不下，时呕沫”，配用“下气汤”，病儿服后，“一日气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这是一例小儿消化不良的病案。所以，当时人们就认识到小儿病常与饮食不当有关，如“小儿常病伤于饱也”（《后汉书·王符传》）。
这一时期，儿科专著已经问世。《汉书·艺文志》录有《妇人婴儿方》，张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时曾参阅过《胎颅药录》一书，流传至今的《金匮要略》中有治“小儿疳虫蚀齿方”，用雄黄粉、葶苈末、猪脂制成“点药”，蘸烙病灶局部，是一种较好的外治法。此外，张仲景弟子卫讯（一作卫沈），知书博学，独擅妇婴之病，据传曾撰有《小儿颅囟经》三卷，上述几种著作惜均已失传。
秦汉时期，望色、切脉、问诊等常用中医诊断方法已在儿科得到普遍应用，有关小儿病的治疗方法，也趋于多样化，如汤剂、丸药、蘸烙、针、砭等，其中外治法占有重要地位。
在病因方面，除了强调饮食因素之外，还重视先天禀赋，如王充在《论衡·气寿篇》中指出：“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认识到先天因素与后天体质强弱、寿夭有一定关系。
与上述认识和治疗技术提高的同时，对先天性畸形也有确切的记述。如《汉书·五行志》载：“长安女子有生儿，两头，异颈，面相乡（向），四臂，共胸，俱前乡（向），尻上有目，长二寸所。”这是我国儿科史上最早有关婴儿先天畸形的描述。
汉代的一些统治者出于充实兵员与增加劳力之需要十分重视妇幼保育，并给予奖励。元和二年（公元85年）规定：产子者可免税三年，怀孕者，发给胎养谷三斛，其夫免税一年。对无父母亲属的婴儿，及有子而无力抚养者，还发给一定的抚养费。上述措施，对于维护婴幼儿的健康成长，起到较为积极的作用。

早在《荀子·非相》中，就有“尧舜参眸子”之说，《史记·项羽本纪》又有“项羽亦重瞳子”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有关瞳孔异常的最早记录。《淮南子》“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说明汉代对五官科疾病，已进行手术治疗，并对其适应症有明确的规定。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虽未专论眼病，但在叙述全身病症时也涉及到一些眼部症状，如眼部肿胀、目色异常，目外形的改变和目眩目瞑等多种自觉症状。其中《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将“目赤如鸠眼”、“目四毗黑”等眼部病变与咽喉、二阴的溃疡和全身症状联系起来，命名为狐惑病，与现代医学所称之“眼、口、生殖器综合证”（又名白塞氏综合证）很相类似，书中提出的清热、解毒、除湿的法则，至今在治疗该病时仍有效。
《伤寒论》少阴篇中论及多种咽痛，按阴虚、客热、痰火郁结、风寒兼痰湿阻络等不同情况辨证，列有多种方药，其中桔梗汤是治疗咽喉痛的祖方，其辨证方法，对后世启迪颇大。《金匮要略》最先记载“妇人咽中如有灸腐”一症，即后世所称梅核气，其所用半夏厚朴汤一直沿用至今。该书用皂荚末吹入鼻内及用薤汁滴鼻以抢救危重病人的方法，是吹鼻法、滴鼻法治疗疾病的最早记载。

口齿科疾病在秦汉时期，虽然尚不知有否专科著述，但从有关文献叙述和出土文物等，仍可看出其医疗保健的技术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高。
关于口腔、牙齿之清洁、健美、疾病、保健已有了比较高的要求。例如：《诗经·卫风·硕人》中形容美女牙齿“齿如瓠犀”，即指牙齿要如同葫芦子一样整齐洁白。反之，对牙齿参差不齐者则称之为龃龉，咬合不齐者病之为龊，排列不正者称为龇，不平整者为龋，均视之为病态。为了保持口腔卫生和预防牙齿疾病，除强调饭后漱口等外，此时尺有剔除齿缝间食物残渣的习惯。1976年，江西省南昌市发掘了汉末三国东吴时代的高荣墓葬。其中有一个金制的，两端分别为耳挖勺和小杨枝的龙形器物。小杨枝是龙的尾部，圆形，末端尖。研究者考证认为此系墓主人生前用来剔除齿间食物残渣的口腔清扫用具，此小杨枝也就是今之牙签的雏形（周大成：江西省南昌市东吴高荣墓发现的金制小杨枝，日本齿科医史学会会志8（2）：23－24，1981）。
关于口齿疾病的认识和治疗西汉名医淳于意在其诊籍中记录有用灸法和苦参汤含漱治疗龋齿的方法，且指出其病因为“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漱。”可见当时对口腔不洁与致龋的关系已有所认识。
关于砷剂失活牙髓技术，东汉张仲景已首载使用含砷制失活牙髓的方法。《金匮要略》有“小儿疳虫蚀齿方”，其处方为“雄黄、葶苈，右二味，末之，取腊日猪脂溶，以槐枝绵裹头，四五枚，点药烙之。”其中雄黄的化学成分为二硫化砷。明代《本草纲目》也记有用醋调砒霜，待干取粟粒大，以绵裹安齿缝内，第二天取出的医疗技术。砒霜为自然砷。该法所载用药量及失活时间，并要求来日取出都是较科学的。美国的斯普纳（Spooner）于1836年始用砷剂失活牙髓，该技术到今天仍是临床所常使用的。

汉代针灸学术，在继承前人经验基础上，继续取得发展。
淳于意是西汉初期的著名医学家，他从公乘阳庆、公孙光等战国时期老一辈医家那里继承了针灸学术，并将其传授给高期、王禹等人。针灸学在《难经》中占着重要的地位。《难经》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对针灸学理论有一定的充实和提高。在西汉时期，刘胜墓出土的九枚医用金针和银针，亦标志着针灸用具的显著进步。《后汉书·郭玉传》的记载，有涪翁、程高、郭玉等一派互为师承的针灸家撰著《针经》、《诊脉法》等，互相传授，虽然均已失传，但涪翁“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的高超针术仍得以流传。程高学于涪翁，并将所学针灸技术传与郭玉。郭玉在东汉和帝（89～105年）为太医丞，在针灸上不仅具有“一针即差”的本领，而且还深刻地认识到“针有分寸，时有破漏。”他认为“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说明在针刺治疗上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已获得显著的疗效。
西汉末至东汉延平（8～106）年间，在针灸史上出现一部名著《黄帝明堂经》；即《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腧穴学专著。隋唐之间，曾先后两次由政府下令，加以修订，规定为针灸医生的必修课本，并流传到日本等国，对后世中外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威汉代医简》有九枚医简涉及针灸，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留针时间较长，可达“炊米一升顷”之久，简文共载有三里、肺俞二穴。其泉水，从上下文看亦当为穴名，但不见于后世针灸著述。肺俞穴，似为脾俞穴的误记。三里穴，原简作“时下五寸”亦与今穴不同。简文还谈到刺灸与年龄的关系，这也是其他针灸著述所未见的。《黄帝虾蟆经》是一部论述四时刺灸禁忌的专著，全书有十分之七的内容为插图，其中有一幅全身谨避针灸的人体图，是按六十甲子交替排列的，共有六十个禁刺部位。
华佗亦长于针灸。史载：”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或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拔针，病已行差。”形象他说明了针刺是否得气和疗效的关系。曹操“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
张仲景对针灸亦有独到见解，以伤寒为例，发热恶寒，……，寸脉浮紧，大渴欲饮，自汗便利的宜刺期门；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热除脉迟，身凉下满，……，亦宜刺期门。在69条有关条文中，以刺期门主治为最多，张仲景在针灸操作方法上也有所发展，如针刺与温针、烧针、艾灸等，并各有比较明确的适应症。如所论之“可刺”、“不可刺”、“可灸”、“不可灸”、“可火”、“不可火”等，专篇论述针灸的忌宜，成为张仲景针灸学说的又一特点。

秦汉时期迄今未见流传下来系统的法医学资料，但文献中有几个在法医学史上值得称道的事例：
1、窒息死动物试验
王充（公元27～约97年）最早提到窒息死的动物试验：“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盖其口，漆涂其隙，中外气隔，息不得泄，有顷死也。”（王充《论衡·道虚篇》，卷7，第1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雷击纹的发现
王充在其《论衡·雷虚篇》中首先指出了雷击纹是雷击死的指征，并对其成因作了朴素的解释：“夫雷，火也。火气剡人，人不得无迹，如炙处，状似文字。”同时还指出了雷击所致的其他烧伤征候：”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焦；中身，则皮肤灼焚，临其尸上闻火气。”
3、诈病的诊断与治疗
张仲景最早提出一种诈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设令向壁卧，闻师到不惊起而眄视，若三言三止，脉之咽唾者，此诈病也。设令脉自和，处言：‘汝病大重，当须服吐下药，铖灸数十百处’，乃愈。”（《注解伤寒论·平脉法》，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
4、铁钉钉进头部致死例
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头部刺创。他杀多见于酒后或病弱者，自杀多见于精神病患者，现今各地仍时有所闻。最早的案例见于东汉，严遵为杨州刺史，“曾巡行部内，忽闻哭声惧而不哀，驻车问之，答曰：”夫遭火烧死。’遵令吏守其尸，乃有蝇集于首。披髻视之，得铁钉焉。因知此妇与人共杀其夫。”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作者西汉·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7年）。书中对汉武帝以前有关名医的传记、医药史事、医籍文献等都有所反映。《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名医扁鹊和西汉医家淳于意所立的传记，开创了在正史中为名医立传之先例。
关于扁鹊的事迹，从战国末期至西汉时期，社会上流传很广，司马迁选用了扁鹊的3则医案。这三则医案即辨赵简子昏迷、虢太子尸厥、扁鹊望齐桓候之色等，虽然简短，但寓意深刻。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写道：“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史记·仓公传》的主体部分，是取材于淳于意答诏的实录，选用了淳于意往日诊病的簿记——“诊籍”中的25则医案。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记载有失误、死亡的案例。所治的病人有王公贵族，也有贫民奴婢，从涉及范围看包括了临床各科，在诊疗方法上反映了淳于意在临床上脉证合参、针药并用等特色，在医理方面，淳于意有一套独到的见解，在淳于意的传中所反映的学术内容、史料的真实性方面，超过了扁鹊传。
《扁鹊仓公列传》的首尾部分，主要介绍医家的生平事迹和师承关系。这无论在两位医家传记的写作上，还是在他们经历中，有许多共同的方面。他们虽出身地位低微，但他们学有师授、四处行医，随俗为变，把原来十分神秘的医学单传方式变为公开带徒多人的教授方式，避免了医术的失传，反映了早期医学私学传授的情况。
司马迁在《扁鹊仓公列传》中表述了这两位名医高尚的医德，如淳于意在被诏问诊病决死生能否完全无失误时，他回答说：“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主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这种谦虚求实的精神，难能可贵。
《扁鹊仓公列传》，是现存最早的医学家传记，司马迁对医学家的姓名、籍里，生平事迹、治疗疾病的医案，成功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师承关系等等，进行了系统的叙述。出色的总结了他们的学术思想、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其对医学发展的影响，更进而论述了当代医学发展的水平，以及科学的指出“六不治”思想，对医学的发展有着指导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为历代医学人物之研究树立了典范。

秦汉时期对医药文献的整理，以国家组织人力整理为主，同时也有个人零散的研究整理工作。
在秦始皇时期，曾“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史记·秦始皇本记》）。说明当初秦朝对图书是比较重视的，并有可能对缴上来的和国家藏书试图进行鉴别整理，其中当包括医药书籍。秦始皇下焚书令时，明确规定医药书籍不在焚烧之列，因而使秦代及其以前的医药书籍得以保存。
刘邦进入关中时，萧何等人首先将秦朝丞相府的图书、档案保存起来，后来楚霸王入咸阳大肆焚烧，使秦代重要的图籍包括医书在内，遭到一次严重的毁灭，西汉统一，“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侍医李往国校方伎。”刘向将所校的书摘录其要旨，撰《别录》20卷，这部提要性的目录学《别录》并未完成，刘向病逝后，汉哀帝令刘向之子侍中奉东都尉刘歆继父业，刘歆于是总群书而名《七略》，以奏朝廷。这是西汉时期一次由官方组织人力进行的校书。
《七略）已失传，其中《方伎略》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较全面的收录。将方伎类书目分为4种：
（一）医经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书目有：《黄帝内经》18卷、《外经》37卷，《扁鹊内经》9卷、《外经》12卷、《白氏内经》38卷、《外经》36卷、《旁篇》25卷，共7部，175卷（原书谓216卷）。
（二）经方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固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夫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知也，书目有：《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30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40卷，《五藏六府瘅十二病方》40卷，《风寒热十六病方）26卷，《秦始黄帝扁鹊俞拊方》23卷，《五藏伤中十一病方）31卷，《客疾五藏狂颠病方》17卷，《金疮瘛疭方》30卷，《妇人婴儿方》19卷，《汤液经法》32卷，《神农黄帝食禁》7卷，共计11部，288卷（原书统谓274卷）。
（三）房中
此类基本是性医学内容，也涉及男科、妇科等。房中书目有：《客成阴道》26卷，《务成子阴道》36卷，《尧舜阴道》23卷，《汤盘庚阴道》20卷、《天老杂子阴道》25卷，《天一阴道》24卷，《黄帝三王养阳方》20卷，《三家内房有子方》17卷。房中共计8部，191卷。（原书谓186卷）。
（四）神仙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其中包括有导引、气功、按摩、炼丹、服食芝菌等养生保健的内容，神仙类的书目有：《黄帝歧伯按摩》10卷，《黄帝杂子芝菌》18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21卷，《泰壹杂子十五家方》22卷，《神农杂子技道》23卷，《泰始杂子黄冶》31卷等。共计10部，181卷，20篇（原书谓205卷）。
秦汉时医药卫生书籍，托以上古传说中的圣贤、医人和神话人物者较多，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此为这一时期医书名称的一个特点，秦汉时期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大批书籍（包括医书在内），后经“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隋书·经籍志》）
汉代小学的发展也促进着医药文献的整理研究。《尔雅》是中国最旱解释词义的专著，是汉初学者缀辑周秦以来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其中的“释诂”中对疾病名称多有注释，“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中对一些药古名作了解释。西汉·史游的《急就篇》作为一本启蒙书，叙有百余种可入药的动植物，60多个人体部位器官名，70多种疾病以及卫生知识，以七言歌诀的格式来记载。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疾病的解释，对药物和有关医事的注解，都包含丰富的资料，该书涉及药物和病名各数百种，是后世医药文献注释的重要参考书。
东汉时，一些学者在注释经史中，涉及不少医学内容，如郑玄注《周礼》、《周易》、《寺经》等。高诱注《战国策》、《淮南子》、《吕氏春秋》等。上述种种虽然不是医药学专著，但在众多医药卫生专著散佚的情况下却可以反映出两汉时期医药卫生知识在文人学士中已得到普及，这也可以反证其时医药学发展的水平。

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的建立及巩固，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为各地区、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和风俗的融汇创造了条件，在客观上对医药文化的昌盛也多有裨益。

将春节叫年，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史记》、《神异经》和《荆楚岁时记》记载，春节爆竹、燃草具有辟除病魔的含意。全家饮椒柏酒，是为了预防百病，增进人体健康，并给节日增添欢乐气氛，有的喝桃汤，也是为了防病，后被屠苏酒所代替。
正月十五元宵节起源子汉武帝时，汉武帝患病不愈，上郡有一巫师能治病，被诏入宫行巫术。神君说，天子无须忧虑，病会好转，侍康更后，我们将相会于甘泉宫。汉武帝于神灵非常虔诚，一高兴病情明显减轻，到了甘泉宫竟然痊愈，于是大祭，灯火通宵达旦，随后形成了元宵节张灯结彩的习俗。
端阳节的形成，有诸多渊源，到秦汉时则将纪念介子推、屈原、伍子胥、曹娥、陈监与恶月恶日祝禳、辟瘟防疫等融为一体，逐渐表现了与医药卫生的密切关系。《大戴礼记》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夏小正》记载端阳时“蓄药，以蠲除毒气，”《后汉书·礼仪志》说端阳节时人们“以朱索五色为门户饰，以除恶气。”《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入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令人不病瘟。”又载端阳节前用菰芦叶裹粘米，以淳浓汁煮熟，节日食用，有一定的食疗作用。端阳节有关的医药卫生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丰富，科学成分也更充实。
七夕在汉代有登楼晒衣之俗，后来增添了乞寿等内容，《风俗通义》记载：“八月一日是六神日，以露水调朱砂蘸小指，宜点灸去百病。”中秋节包含具有浪漫色彩的医药民俗。《淮南子·览冥训》说，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而帝羿之妻嫦娥窃食后成仙奔月宫，变成了蟾蜍。汉代人认为月中玉兔、蟾蜍、桂树，皆与医药文化有联系，《乐府诗集·相和歌辞·董逃行》中有“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之句。
九月九日为重阳节。据《西京杂记》所载：汉初，宫中有“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的习俗，据说是为了长寿。重阳所用的菊花、茱萸和酒，都有严格的制作要求。《风土记》认为，俗尚九月九日谓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成熟，气烈色赤，争折其房以插头，云辟恶气，而御初寒，又说：九月九日采菊花……久服令人不老，《西京杂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如熟就饮焉，谓之菊花酒。
九月九日登高的习俗也盛于汉代，《西京杂记》：“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后人又为这一风俗染上神话色彩。《续齐谐记》说，东汉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的桓景，随费长房学道术多年。有一天费长房告诉桓景，九月九日这天，你家中有大灾，可速回家，让全家人各做一个装茱萸的绛袋系有手臂，登高饮菊花酒，可消灾难。恒景依其嘱，全家人得以免于疫病。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冀望避瘟疫、求健康的殷切心愿。
汉代人在春节前，按风俗要举行一系列有关驱疫活动。据《论衡》、《风俗通义》等书记载，汉代人防病驱疫意识非常强烈，把那些使人致病的隐匿性病因常当作病魔、害鬼——如相传颛顼的三个儿即“疟鬼”、“魍魉”、“小鬼”，他们都怕具有神力的方相氏，汉代声势浩大的腊月驱疫活动中，大滩风俗最为壮观，方相氏是这种舞中的重要角色。《后汉书·礼以志》、张衡的《东京赋》对此都有记载。它反映了人们用自己的声威战胜疫疾的豪壮气慨。
秦汉时期，由于战争、疫病等原因，人口增长速度慢，所以对儿童和妇女及其生育比较重视，这也是受秦赵等地遗风的影响，医生治病大抵也要注意这些，《礼记·曲礼上》记载：“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反映当时重视风俗的情况。汉代尊老之风很浓，如“仲秋之月，案户比民，年七十者授以玉仗，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鸟也，欲老人不噎。”（《后汉书·礼仪志》）在出土的汉代玉杖实物、汉画象砖、石刻中常能发现。赐鸠杖作为尊老的一种象征，有其含意，古人认为“鸠肉，明目，多食益气，助阴阳，久病虚损人食之补气，食之令人不噎。”“古老仲春罗氏献鸠鸟以养国老，仲秋授年老者以鸠杖。云鸠性不噎，食之且复助气也。”（《本草纲目·禽部》卷19）这种敬老风俗到东汉时更盛。甘肃武威东汉一医家墓出土《治百病方》的同时，即有一鸠杖，与此同时还有厚葬的时尚。

秦代以法冶国，在医药卫生方面也是如此。据云梦秦简记载，凡外来宾客入城，对其车上的衡轭要用火熏燎，以防马身上未被消灭的寄主虫等附着在衡轭和驾马的皮带上。用火熏燎的风俗是历史上延续最久的风俗之一，用这种方法除有防虫害作用外，对一些细菌和病毒也有杀灭作用，带有防疫性质，对于麻风病，秦人已不认为是命中注定，而是早发现，严格管理，地方官吏知有可能患麻风病者，即送官府由专人检查。采取隔离措施，对麻风病人死囚，采取活埋和淹死的办法，这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对防止麻风病，有其积极意义。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表现出道家与医学的密切联系。《淮南子》中对养生导引、炼丹、药物等多有研究，道家思想至《周易参同契》出现了又一个嬗变，更将研究的目标放在医药和人体的深层文化问题上。
从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对医药文化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学的伦常原则，济世利天下的入世理想，在医药实践中强调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健自身。有些儒士弃儒从医，既扩大了医生的队伍，提高了医生队伍的文化素质，对医术和医德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对病人的护理上也体现出君亲有疾，臣子须精心侍候。但孝道中的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倾向，则导致对解剖学发展的阻碍，而儒学重人事远鬼神的观点，对促进医药学科学化、冲刷宗教神学的渗透起着积极作用。
秦汉时方仙道的影响较深，秦代的茅蒙，汉代的张良习服食辟谷、王仲都修炼御寒暑功夫，多有神秘色彩，东汉道教兴起后，为了在民间发展教徒，也多采用医药作为手段。《太平经》中对炼气、眼药、针灸等也有记述，大量吸收医药知识为宗教活动服务。
秦汉时期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及其学派，对于破除神仙宗教的迷雾，正风俗、美教化、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发挥了良好作用，汉初陆贾指出：“人不能怀仁行义，分别纤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行防非者也。”东汉时王充，在《论衡》中有多篇论及天人关系、神形关系、医药史事、卫生保健、疾病防冶，以及改变不良卫生时尚等等，在王充所处的时代，宗教意识泛滥，仅汉光武帝二年（公元26年）“初制效兆于洛阳城南”时，所祠诸神多达1514种，至汉章帝时这种风气更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王充力匡时敝，批判神仙说、骨相说、以及感生巫术、迷信禁忌、不求实际的择时择地等，阐述富有哲理而又科学的医学见解，认为人寿命的长短与禀气薄厚有关，并非命定。“称赤松、王乔好道为仙，度世不死，是以虚也。”“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灸，千岁不死，此虚图也。”

在秦统一前，中国各地区人民在医疗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各自的医疗特色，但由于诸候国之间的分争割据，风俗不同，语言文字差异等，医药文化的交流受到一定限制，秦汉的统一，为医药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名医仓公到过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华佗行医到安徽、江苏、河南一带，“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医见，景帝为太子时，拜为舍人，积功稍迁。孝文帝时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为郎中令。”（《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汉书·游侠传》），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和地方，都城与各地及地区之间的医药学术经验的交流。汉设“本草待诏”一职，从全国诏精干本草者待命，虽非为交流而设，但各地精本草者汇集京城，自是交流学问之良机。从宫廷中被裁减下来的医药人员分散到地方，不少医药人员终生行医于民间，如东汉韩康、台佟、蓟子训、卖药翁等，他们的医事活动也促进了医药交流。
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通过多种渠道、形式，而使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医疗经验、方药得到交流，秦汉时期所建立上林苑，东起蓝田，西到周至、兴平、南依秦岭山脉，北临渭河，苑周约300里，虽非药园，但却是当时第一流的大植物园，苑中花卉竹木异草品种繁多。据记载，汉武帝扩建秦上林苑后，“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后汉书·韦彪传》；《三辅黄图》卷4）其中颇多药用植物，如从西域而移植的有安石榴、首蓿、葡萄、玉门枣、胡桃等；出自瀚海北、能耐严寒的瀚海梨，“霜下可食”的霜桃；从南方移植来的多种植物，《三辅黄图》记载，在上林苑的扶荔宫中，从南方亚热带地区移植的奇花异木有：“菖蒲百本，山姜一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佳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摈榔、橄榄、千岁子、百橘皆百余本。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梢茂，终无花果……。”另外，苑中还养有大象、犀牛及许多鸟兽。这些在客观上，都增长了医家对药用动植物的认识，促进了医药知识的交流。特别是随着南北方的各种文化经济的交流，对发展医药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一些人到少数民族地区任官或游历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医学知识，促进了医药经验的交流，东汉初，邓训到武威任太守，发现“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刀自刺，训闻有困疾者，辄拘持缚柬，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愈者非一，大小莫不感悦。”（《汉书·严（助）宋吾丘主父徐严终生贾传》第34上），邓训帮助人们革除了陋俗，传播医药知识，拯救患者，得到他们的拥戴。又有“徐登者，闽中（今泉州）人也……善为巫术。又赵炳，字公阿，东阳（今婺州）人，能为越方，时遭兵乱，疾疫大起。两人遇于乌伤溪水之上（即今婺川义乌县东），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后汉书·邓训传》），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促进了医药的交流。统治阶级到全国各地搜求灵药妙方，征诏名医，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医药技术经验的交流。医家与民众的种种努力与医事活动是促进医药交流的基本力量。我国秦汉时期医药学的兴盛与各民族间的医药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国际范围内的医药交流，中国很早就与邻国建立了往来关系。秦代，中国的医药文化已传到日本，最有影响者首推徐福，他是齐地人，据调查认为是今江苏省赣榆县金山乡涂阜村，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徐福（《后汉书·徐登传》；F·博厄斯：种族的纯洁，《亚州》40期第231页）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于是秦始皇遣福入海求仙人，后入海不归。
在日本佐贺郡诸富町浮杯有“徐福上陆地”的标柱，波田须等地有“徐福墓”熊野浦的墓碑上原刻有“秦徐福之墓”五字。（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页），在日本的阿须贺神社有徐福宫，日本蓬莱山旁原有徐福祠。相传徐福方士通医术，尤精于采药和炼丹，被日本人尊为“司药神”。
秦汉时，中国与印度（身毒、天竺）的交往早已开始。“现在世界各国称中国为China，是由古代印度梵文Cina，Chinas，阿拉伯文Cyn或Sin，拉丁文Thin，Thinas演变而来，都是、‘秦’的译音。印度古时亦称中国为震旦，‘震’即秦，‘旦’即斯坦，即秦地的意思。”（武伯伦：《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古代印度，医药比较发达。
印度古代的医药与佛教关系密切，在佛教传入时，同时带入一些医药经验及方术。相传汉明帝时曾派人到印度求佛象和佛经，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等人随同东来，在洛阳翻译佛经，佛经中的有关医药卫生知识也随之流传，后来的医书中遂有“百一”、“四大”（地、水、火、风）、“医方明”（为佛教五因明之一）等名词和内容。《开元释教录》记载：“东汉之末，安世高医术有名，译经传入印度之医。”另外，黄支国（即南印度罗毗荼国）国王曾派遣使臣来汉朝献犀角等。
据越南史书记载在公元前257年，中国医生崔伟曾在越南治愈了雍玄和任修的虚弱症，并著有《公余集记》一书行世。汉武帝时，中国文化传入越南，医药学也随之传入。汉代，越南的象牙、珍珠、玳瑁、犀角、桂、龙眼、槟榔、菖蒲、薏米等传入中国。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公元前14年一公元49年）于交趾。因当地有山疟瘴气，士卒多有感染者，于是，他“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后汉书·马援传》），据《汉书·地理志》载，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通已经开通。从合浦郡的徐闻县、（今广东徐闻县西）向西南航行即达元国（在马来半岛），又西行可到邑卢没国（今缅甸境内），湛国（今缅甸境内），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斌）又可到黄支国等。这些航行时开拓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经济、文化和医药交流的海上之路创造了条件。
中国与西部地区及中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医药文化交流，秦汉时主要靠陆路交通。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奉命领百余人出使大月氏，历时13年，于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126年）返回长安。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3年），张骞再次奉命，以中郎将的身分率领300余人，至乌孙国，他又派出许多“副使”分别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波斯）、条支（约在今阿拉伯地带）、黎轩（约在今土耳其境内，或说是大秦罗马帝国）等国。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到长安。从此，西域各国的使臣也纷纷来访。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拓宽了中原与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渠道，形成了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当时“中国丝织品是各地最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中译版，第183-184页），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发展、中西方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西域的安石榴、胡桃……、苏合香、茉莉、酒杯藤子（食之消酒）等药用植物和一些入药的动物、矿物也相继传入中国。汉武帝时，月氏国曾派使臣渡过弱水。向汉朝贡返魂香，据《汉武内传》所载：返魂树状如枫、柏，花叶香闻百里。采其根于釜中水煮取汁，炼之加漆，乃香成也，其名有六：曰返魂、惊精、回生、振灵、马精、却死。凡有疫死者，烧豆许熏之再活，故名返魂香，郭宪的《洞冥记》载：“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郅支国贡马肝石百斤。常以水银养之，内至柜中，金泥封其上。……如今令马肝石春碎以和九转之丹，服之弥年不讥渴也。”反映当时中外医药交流的史事。
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经越南到达中国，赠象牙、犀角、玳瑁等，史书对国外的医药也有散载：“栗戈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葡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后汉书·栗弋国传》），“合会诸香煎其汁，以苏合。”（《后汉书·大秦国传》），“他主白草有毒，国人煎以为药……。”（《后汉书·西夜国传》），“于阗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后汉书·于阗国传》）
以上说明中国传统医药学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并不是封闭的，一方面注重吸收外来医药文化，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医药文化传播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使他们从中得到借鉴。

秦代兵制的主要特点，是军权的高度集中和军队的高度统一。秦王朝的军队有皇帝警卫部队、京都卫戌部队、边防戍守部队和郡县地方部队四种。秦朝军队的兵种有步、弩、车、骑之分，并建立了水军。汉代兵制在秦制基础上有所发展。西汉的军队分中央军和郡国兵两部分，兵种有材官（步兵）、骑士（骑兵）、车士（车兵）及楼船（水兵），此外，还建有楼船材官，水陆均能作战。东汉的军制基本上和西汉相同。
自战国至汉初铁兵器渐盛，这时农具及日用品大多用铁器，惟兵器尚兼用铜。秦代长兵无异于战国。惟铁兵较多，至东汉时兵器才普遍用铁，进而发展为钢兵。有炼至百辟者，刃口锋利，汉王朝专门设置少府官员负责兵器制造，严禁民间私藏及私造武器。
一、军事体育训练
汉代重视军队的校阅和训练，每年秋后京师以至郡县都进行大校阅，大讲武。校阅以射为主，再加试其他技术，如骑、乘、刀、矛等，有时还有校猎，用近于实战的狩猎形式进行演习。以考察士卒的训练程度及材力，平时对战士进行军事体育训练，以达到提高士兵身体素质及作战能力为目的。
（一）、蹴鞠、角抵、手搏
蹴鞠（古代足球）原系战国时的民间娱乐活动，在齐、楚等国相当流行，至西汉时，蹴鞠发展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之一。刘向《别录》中说：“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因此《汉书·艺文志》将《蹴鞠》25篇附于“兵技巧十三家”类中。汉初，在战争较少时，军队普遍用“蹴鞠”练兵，提高士兵的体质、速度、耐力与反应的灵敏度等，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当时宫苑内的“鞠城”和“三辅高官”的蹴鞠地，是南、北军练习和比赛蹴鞠的场地。汉武帝时蹴鞠仍作为军中训练的项目之一。《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中，都载有汉军在塞外行军宿营时，在缺粮的情况下，“仍穿域（修理场地）蹴鞠”，此外、角抵（角力摔跤）、手搏（拳技）等民间武术技巧，也都成为军中的训练项目。如甘延寿因在校阅中手搏表演成绩优秀，而被提升为期门郎中（《汉书·甘延寿传》）。
（二）弓矢与骑射
材官（步兵）的训练，以发矢为主。《汉律》记有“蹶张士”，即材官中的健者，能以足踏强弩而张开，骑士的训练重在骑射。弓弩因而成为汉代主要兵器，其次，才是刀和矛等。
各级军队中都设有掌管教练和考课射法的军官——仆射，边防部队每逢秋季，要对边塞的“侯长士吏”普遍进行一次射法考试。考核的方法，据居延出土汉简记载，每人试射12支箭，中靶六箭为合格、不合格的要受处分；超过六箭的有赏。一般“赐劳”十五日，根据“劳日”总数，赐钱、赐爵或提升。
二、汉代边防军的医疗设施
汉代边防军的任务为实边、屯田、穿渠以及作城之类，间亦被调作战。文帝时晁错曾建议招募人民移置边塞，并设置医药以救疾病（见《汉书·晁错传》及《西汉会要》卷59）。
根据1931年西北考察团在居延附近（张掖西北），敦煌、蒲昌海（敦煌县西阳关西三百里）等地区发现不少有关医药的木简和遗物。在这些木简中，曾记载担任戍役的士卒中有几人“在养”，几人“在病”。在部队中第几队，戍卒某，患什么病，服什么药；或用针，或用灸；治疗结果，或死或愈，都记载得很详细，并有“病书”。此外，还有“显明药函”（罗振玉，流沙坠简，第十三叶又参释文卷二第四十四叶）和“药盛橐”（居延汉简考释，卷三，器物类云：“药盛橐四”（八六）五，六）等残件，药函为长方覆斗形，有系绳纹和安置泥封的地方，其中所盛即行军必备药品。《汉书·窦田灌韩传》曾载：“灌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也说明当时军队备有战救药品。居延烽燧遗址中还有疾病统计、医护人员记勤、和军队负伤人员的记录的“折伤薄”等木简，“折伤薄”署有“天凤元年”（公元前80年）的字样，并有兽医。以上出土文物及汉简，证明在汉代，屯驻在边防的部队中，确实有专门掌管医药的军医存在，并已略具驻屯医院的雏型。但其具体组织如何，在禁卫军和内地军中是否也同样实行，史书上没有记载。唯在《汉官》中曾记载公元前1世纪时，已置宫医卫士81人，系武职。隶属于光禄寺，可能是掌领军队医药的官员。这种驻屯边疆部队中的军医，是相沿不替的。凡两国交界和军事要冲地带，或彼此防地不同系统的军队中，也都设有军医。后世如唐的“折冲府”和宋的“驻泊军”中，也都设有这类军医。
三、战时伤病员的医疗与运送
汉代在战场运输工具中备有辇（用人推挽的车）和车。《汉书，李陵传》载：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与单于战于浚稽山，由于单于兵众，“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二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其时间与居延出土之“折伤簿”所记时间很相近。
东汉大将段颖，在西北边疆抗御羌族的进攻多年，“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手为裹创。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苦，故皆乐为死战。”（《后汉书·段颍传》）
以上说明汉代军中已设置医药，受伤时已有及时之战伤救护，并按伤情之轻重确定用辇和车将伤员运离战场，或令其继续作战，可惜记录简略，无法弄清它的组织形式和实施情况。
四、军队传染病的隔离
战时传染病对军队减员有严重威胁，因此很早为军事家所注意。如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马援征交趾，起初虽幸而获胜，但至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军吏因瘴疫（恶性疟疾等传染病）死者达十之四五，最后终于失败。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马援又奉命出师镇压五溪蛮（今湖南常德、辰州一带少数民族）的起义，到了次年夏天，军中又发生了大疫，战士成千上百地死亡，马援因感染瘴疫而死于军中。
到2世纪中叶，对部队传染病已采取隔离措施。《后汉书·皇甫规传》载：延禧五年（公元162年），皇甫规证陇右（今甘肃、新疆、青海一带），因军中发生流行病，死亡占十之三四，皇甫规便将传染病患者安置在临时指定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卒隔离，并亲自巡视，给予医药，设备虽然简陋，却是史书中明确记载在军队设立传染病隔离病院之始。
五、对于寒冷的防御
临时指定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卒隔离，并亲自巡视，给予医药。设备虽然简陋，却是史书中明确记载在军队设立传染病隔离病院之始。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不同，所以行军时不得不首先考虑当时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如汉武帝派赵充国去镇压西北羌人，充国想要安抚他们，而武帝下诏责令其速战速决。其理由是：“将军将万余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欲至冬，虏皆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卒寒，……，宁有利哉？”（《汉书·赵充国传》）。
武帝时由于疆域的扩大，中央对边防部队的供应感到鞭长莫及。于是采取戍边屯田的政策，从上郡、朔方到河西一带置屯田戍卒60万人。在这些屯戍西北边区的军队中，即配制了御寒药，这在西陲木简中可以找到其遗迹。在罗振玉所编（流沙坠简》第78简有“……发寒散五台”，此简出于蒲昌海，即今张掖一带地区，为我国有数的寒冷地带之一。赵充国等与羌人作战，即在这一地带相持，此简或即当时屯戍所留，“发寒散”今虽不知其药物组成。但它可能是一种热性药，服后能使人体温增高以御寒冷。
六、战伤救治
秦汉时代，由于炼钢及铁兵器的改进，金创折疡成为战时常见的伤害。止血包扎法随之有所发展。汉代普遍使用地黄治内出血和接续断骨，《本草拾遗》记载汉高祖刘邦曾用“斫合子”以治堕伤和内出血。《神农本草经》记载了王不留行、续断、泽兰、地榆、扁青等23种药名。用于伤科内服或外敷，可见当时伤科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治百病方》已用药物功能命名为方，其处方目的不限于止血止痛，还有消散溃脓，生肌收口的功效，开拓了后世理气活血化瘀的治伤理论。张仲景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理气、活血、化瘀的治疗法则，建立了既对症用药（止血止痛），又审因论治（活血化瘀）的配方原则。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有关军事医学的史料虽然比较散乱，没有系统记载，而且也很缺少，但仅就其文献记述和地下出土文物来考察，仍可知其在频仍战争中，无论传染病之隔离治疗，战伤抢救之造册记录和外科手术治疗等等，均已有了一定的制度，并达到较高的水平，专业军医在军队中可能已有一定的编制。

简称《难经》或《八十一难》。旧题秦越人撰，该书不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未提及，刘向、刘歆父子及李柱国校医书时也不曾记载，直到东汉未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时才在序文中提到《八十一难》，三国时吴太医令吕广是最早主译《难经》的人。因此，研究者多认为：《难经》成书西汉末期至东汉之间。该书也带有这一时期某些文化印记。《难经》共3卷（一说5卷），是一部以问难形式解释古医药的理论著作：关于《难经》书名的含义。历代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以“难”字作为问难之“难（nan，发音为四声）”，清·徐灵胎《难经经释·自序》说：“以灵素之微言奥旨，引端未发者，设为问答之语，俾畅厥义也。”另一种观点认为，以“难”字作为难易之“难（nan，音同“男”，二声）”。唐·杨玄操《难经注·序》说：“名为八十一难，以其理趣深远，非卒易了故也。”以上两种理解都有其代表性，从该书体例和文义分析，前一种说法似更符《难经》一书内容之本义。
《难经》的基本内容包括脉诊、脏腑、阴阳、五行、病能、营卫、俞穴、针灸、以及三焦、命门、奇经八脉等理论疑难问题。涉及到人体正常生理、解剖、疾病、证侯、诊断、针灸与治疗，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种种疑难问题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在阐发中医学基本理论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
《难经》现存本以明经厂刻医要集览本与日本武村市兵卫刻宋·王九思《黄帝八十一难》集注本等较早，历代注释，发挥者约50家。
《难经》不但在理论方面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的内容，而且在临床方面颇多论述，除针灸之外，还提出了伤寒有五的理论，对后世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难经》对诊断学、针灸学的论述也一直被医家所遵循，对历代医学家理论思维和医理研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是一部重要的药物学典籍。最早被梁《七录》所著录，六朝文献中也有一些关于此书的引述，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指出：“旧说称神农本经，余以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华等所记。”虽未署撰写者姓名和年代，但书中所记载药物郡县产地名称最晚的设置是“永昌”郡（见木香、犀角、波子等条），《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二月春下月，益州激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因此，不少学者据以认为《神衣本草经》成书当不早于东汉。同时，必须指出，《神家本草经》的药物产地更多记有先秦古地名、秦汉地名等，也反映了该书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完善和继承发展的过程。说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恐非一时一人之手，在秦汉之际或先秦已有该书原始资料是正确的，但若认为该书已成于此期，则尚乏较充分的根据，《汉书·艺文志》未载该书，但东汉时期神仙方术、服石炼丹盛行时期的印记多处可见。
《神衣本草经》分为”序录”（1卷）和正文（3卷）两大部分，“序录”是关于药物学的总论，论述了上、中、下品分类、药物的君臣佐使；七情合和、性味产地、真伪鉴别、各种剂型、临床用药宜忌、用药剂量、服药时间、诸药制使等，正文部分以三品逐一对360种药物的名称、性味、主治病证、产地（山、谷、川、泽等）、别名，进行分类记述。
《神衣本草经》经过长期的辗转传抄，有《神农本草》、《神农本经》、《神农药经》、《神农经》、《本草经》、《本草》、《本经》、《正经》、等不同名称。

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发掘了一座墓葬，经研究鉴定，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年长的医生，随葬品除医药简牍外，还有鸠首仗、五铢钱等，其时代当是东汉早期，共有92枚手写医药简牍，初名《武威汉代医商》，但因简中有“治百病方”的字样，遂改名为《治百病方》。
《治百病方》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的疾病。记述了咳嗽、哮喘、伤寒、诸癃、血瘀、目疾、齿痛、耳聋、伏梁病、溃疡、出血、痹证、久泄、不孕症；大麻疯等病证的病因、病理、证侯。所载药物近百种，其中植物药63种、动物类药12种、矿物药16种，酒类等液体药物9种。这些药物有69种见于《神农本草经》，有11种见于《名医别录》，还有20种未见于其它本草书记载。书中还记述了药物的炮制，以及汤、丸、膏、散、醴、滴、栓等不同的剂型，共有医方36首、有的方名标明是”公孙君方”、“建威耿将军方”、“东海白水侯所奏男子有七疾七伤方”等，概为传方人姓名及官职。在服药时间上，有先饭、宿食旦饮、暮吞、吞等区别。内服药有酒饮、米汁饮、酢浆饮、鼓汁饮、含咽汁、醇酒和饮等。外用药有敷目、塞耳、指摩、涂、灌鼻、塞鼻等。在针灸治疗上，还记载了灸的的穴位，留针的方法，针灸宜忌与病人年龄关系。有的简牍还记有药价等。此外，有些方药，医疗技术反映了匈奴等少数民族医药的一些经验。
《治百病方》已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思想，尤其是同病异治的情况较多，组方配药比较严谨，治疗上药物与针灸并重。本书不是一般的医药文献整理之作，而是医家实践经验和吸取当时医药经验的总结。全书体例多为一病一方，每条条文列方名、病名或证候、药方名称、药量、制药、服法、禁忌等。涉及医理论述则较少，比较朴实简明。虽然《治百病方》篇幅不大，文字不多，但对研究汉代医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东汉未年张仲景撰，汉末建安间，疫疠流行猖厥，死亡甚重，张仲景在论述自己编撰该书的背景、动机和依据时指出：“余宗族素多，向徐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此书撰成未久，即遭战乱而散佚，后经太医令玉叔和重新整理编次，得以流传。林亿等《伤寒论·序》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晋·皇甫谧认为：“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宋·李昉《太平御览》引高湛的观点：“王叔和编次张仲景方论，编为三十六卷，大行于世”：明清医学家也多给予肯定和赞成。因此，学者多认为《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者，乃王叔和整理之功。此后，该书的书名、卷数及分合屡有变更，至北宋初，始见书分为二。“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舛错，未尝考证。”此指《伤寒论》，又，“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孙奇等，《金匮要略方·序》），此为《金匮要略》的祖本。英宗治平二年（1065），校正医书局孙奇、林亿等重加订定，即成为宋以后所广泛流传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专论伤寒，后者专论杂病。至于《伤寒杂病论》与一分为二的宋以前原貌，已不可确知。
《伤寒论》全书10卷，22篇。六经病脉证并治是该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专门讨论急性外感热病——伤寒病的专著。张仲景吸取了《素问·热论》中的六经分证法，以六经为纲。将病者的病状、脉候，根据其虚实表里寒热来划分为六个不同的病类，三阴三阳内连脏俯，外属经络，由于邪气强弱以及病人体质的不同，又有不传、直中、循经传、越经传以及合病、并病等不同情况，确立了伤寒病辨证的纲领。在治疗方面，依据其四诊八纲所得的资料以及病因病理认识，确定治疗大法，将汗下吐和温清补消八法灵活地运用于治疗过程之中，或单用，或同用，立法谨严，然后选方用药，用药80余种，其方剂多选药精当，配伍有度，主治明确，疗效显著，被后世人尊为“经方”。由于《伤寒论》的巨大成就，后世研究者很多。其注本约有成无已系（《注解伤寒论》）、方、喻系（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喻嘉言《尚论篇》）、钱塘二张系（张志聪《伤寒论集注》、张锡驹《伤寒论直解》）三大注本体系。历代包括日本等注释、发挥、方论、歌括、杂著等670余家，足见其影响之大。
《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系讨论内伤杂病的专著。全书3卷，25篇，系统论述了急性热病之外的各科、各类疾病之病证的理、法、方、药等。第一篇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是全书立论基础，主要是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阐明各类证侯的发生变化及其与脏腑经络的关系。第二至第二十二篇分别论述百合狐惑阴阳毒病、疟病、中风历节病、以及妊娠病、产后病、妇人杂病等20余种、类病证。所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病证各有专篇。在病因方面，《金匮要略》明确地划分为三类，认为：“千般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对后世病因学说有直接启示。
《金匮要略》现存最早版本为元刻，注本颇多。以元代赵以德的《金匮方论衍义》较早，而以清·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最为著名，据统计历代注释、发挥、方论及歌括也有百余家之多。
《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但在国内历代注家、研究著作有数百家之多，为历代研究、治疗急性热病的医学家所遵循，成为他们发展、发挥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的基础、依据和教育后学的课本。在国外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例如日本，不但收藏和刻刊许多《伤寒论》之珍本，并由日本再传中国而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日本学者研究、注释《伤寒论》的著作，仅就先后传到中国而现存者也有60多家。再如《金匮要略》较好版本也有收藏于日本者，日刻本也不少，日本医学家之研究《金匮要略》而有专著流传至中国者，有10余种之多。关于将《伤寒论》《金匮要略》并作重编、方论者，日本名家之专著并流传中国者有近20种，由此可见张仲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在日本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在日本现代医学昌盛的今天，日本学者仍给予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以特殊的重视，许多医学家在临床医疗中，仍然十分重视该书原有方之应用，并取得很好效果，运用该书中成方制造的成药，也为日本医界所信赖。

淳于意（公元前205?～前150年），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因曾任齐国的太仓长（一说太仓令），人称仓公。年轻时喜钻研医术，拜公孙光为师，学习古典医籍和治病经验。公孙光又将仓公推荐给临淄的公乘阳庆。当时公乘阳庆已年过六十，收下淳于意为徒，将自己珍藏的黄帝、扁鹊脉书、根据五色诊断疾病、判断病人预后的方法、以及药物方剂等书传给他。三年后仓公出师四处行医，足迹遍及山东，曾为齐国的侍御史、齐王的孙子、齐国的中御府长、郎中令、中尉、中大夫、齐王的侍医遂等诊治过疾病。当齐王刘将闾为阳虚侯是（公元前176～前164年），淳于意曾为其治愈了关节炎一类疾病，还随从将闾来过长安（今陕西西安），并为安陵（今咸阳东北）阪里的项处诊治牡疝病。
齐文王（公元前178～前167年在位）患肥胖病，气喘、头痛、目不明、懒于行动。淳于意听说后，认为文王形气俱实，应当调节饮食，运动筋骨肌肉，开阔情怀，疏通血脉，以泻有余。可是有一庸医施以灸法，使文王病情加重致死。于是王公贵族诬滔仓公“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加之同时赵王、胶西王、济南王请仓公为其治病而未至。官府听信诬告，把淳于意传到长安受刑。淳于意生有五女，当皇帝诏书进京问罪时，他感伤无男随行。于是小女儿坚持随父进京、并上书朝廷，申述父亲无罪，并愿意为奴以换取父亲的自由。经汉文帝诏问，遂使淳于意被赦免而回故里。淳于意在应诏回答汉文帝询问时叙述了自己学医、行医的经过，业务专长、师承、诊疗效果、病例等，史称：“诊籍”（即诊病的簿记）共计25个病案。他所答诏的病案格式一般均涉及病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籍里、病状、病名，诊断、病因、治疗、疗效、预后等，从中反映了淳于意的医疗学术思想与医案记录上的创造性贡献。
淳于意象秦越人一样，并没有把医学经验的传授限定在神秘而狭小的范围内，而是广泛传授医术，他因才施教，培养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以及齐丞相府的宦者平等人，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中带徒最多的一位医家。

郭玉（公元1～2世纪），东汉广汉郡（今四川新都县，一说广汉县）人，是汉和帝时最负盛名的医学家。
郭玉的师祖是一位隐士医学家，即四川涪水附近以钓鱼为生的一老翁，世人不知其姓名，所以称为“涪翁”。史志记载：“涪翁避王莽乱隐居于涪，以渔钓老，工医，亡姓氏。”（《直隶绵州志隐逸》卷41），涪翁“所居处为渔父村”，“在涪城东四里”（《三台县志·方使》卷9），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后汉书·方伎列传》），绵州人民为了纪念他。将涪翁列入南山十贤堂，又有“涪翁山石刻”、“汉·涪翁像碑”等胜迹。
郭玉的医术、医德和对针灸与诊法的贡献，为朝野所叹服。他死在官任上。
程高也是位隐士医家。广汉（今遂宁县东北，或今射洪县）人。郭玉年少时拜程高为师，“学方诊六征之技，阴阳不测之术。”在汉和帝时（公元89～105年）为太医丞，治病多有效应，皇帝感到奇异，为试验郭玉诊脉技术，使一手腕肌肤似女人的男子，与女子杂处帷帐中，令郭玉各诊一手，问郭玉此人所患何病，郭玉诊脉与望形色相兼，诊出其中有故，说：“左阴右阳，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皇帝为之赞叹不已，郭玉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为人诊病“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但在为贵人治病时，往往疗效不很满意。皇帝派一个贵人患者，换上贫寒人的衣服，并变换居处，请郭玉诊疗、郭玉一针而愈。皇帝诏问郭玉，郭玉回答说：“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碍言也”。反映了他在诊治疾病时全神贯注，为病人负责的精神。郭玉对答中分析了为贵人诊病的难处，他说：“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郭玉以上论述正确估计了存在于东汉王公贵族的生活和思想行为对疾病诊治的不良影响；同时也科学地揭示了医生诊治不同社会地位的患者所存在的心理障碍。他是继扁鹊之后又一个对医疗社会与心理有研究的医家。

韩康（公元2世纪），字伯休，一名恬休，关中霸陵（今西安市东）人。他出身望族，却不慕名利，致力于医药，采药于名山，卖药于长安（今西安市）市面，“口不二价，三十余年。”以此表明信誉为重，所售药是货真价实的。有女子从韩康那里买药时讨价还价，韩康守价不移，那女子生气地说，你不让价，难道你是韩伯休吗，韩康感叹地说，我本想避名埋姓。今小女子都知道我的姓名，我还卖药做什么?便隐入霸陵山中了。
后来朝廷知道韩康的学问和才气，授以博士。汉恒帝（147～167）派人持厚礼和车辆接他，使者奉诏书到韩康家中，他迫不得已，才答应遵命。但他不乘朝廷的车辆，而乘自已的牛车。在天未亮时驾车先行了，走到一个地方，亭长因韩康征士要从这里路过，就动用人力和畜力来修路筑桥；见韩康这般模样，以为他是种田翁，叫人夺下他的牛，朝廷使者赶到，看见被夺牛者是韩康，欲处死这个亭长，韩康说，这怪我自己，不能怪亭长，并在途中向东逃入霸陵山中，隐居而终。

壶翁，（约公元2世纪），不知其姓名，一称壶公。一说“壶公谢元，历阳人，卖药于市。不二价，治病皆愈。语人曰：服此药必吐某物，某日当愈，事无不效。日收钱数万，施市内贫乏饥冻者。”可见壶翁是一位身怀医技、乐善好施的隐士医家。由于他诊病卖药处常悬一壶作为医帜，所以人称壶翁，民间传术有关于他的许多神话故事。壶翁曾将医术传授于费长房。《后汉书》说：“费长房者，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惟长房子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惟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其饮毕而出。翁约不听与人言之，复乃就耧上侯长房曰：我神仙之人，以过见责，今事毕当去，子宁能相随乎？楼下有少酒，与卿为别……长房遂欲求道，随从入深山，翁抚之曰：子可教也，遂可医疗众疾”。类似记载，还见于葛洪《神仙传》等。这些记载虽然语涉传奇色彩，但若揭其神诞外衣，不难知壶公费长房乃东汉时名医。壶公的事迹传之甚广，历代医学家行医开业，几乎无不以，“悬壶之喜”等为贺，或于诊室悬葫芦为医之标志，至今仍有不少药店、制药厂等沿以为用。
相传壶翁的师傅戴公柏有《太微黄书》10余卷传世。壶翁著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20余卷，已佚。

张仲景（约150～219年），名机，东汉末年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一说涅阳故城在今南阳市与邓县之间的稂东镇，地属邓县）人。（按《水经注》：“涅阳，汉初置县，属南阳郡，因在涅水（今赵诃）之阳，故名。”张仲景的里籍自来众说纷云，陈邦贤氏定为南阳郡涅阳，范行准氏定为南阳蔡阳，嗣后廖国王、张炎二氏考涅阳故城在今邓县稂东镇。尚启东考为南阳郡棘阳（故城在今河南新野东北）），《后汉书》无传，其事迹始见于唐代甘伯宗《名医录》:“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
张仲景生活于东汉末。当时，除连年战乱外，疫疠流行，曹植曾有记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集诠评》第九卷），张仲景称其宗族原有人丁二百余口，自建安以后的不到十年间，死亡者有三分之二，而死于伤寒的竟占十分之七。张仲景有感于宗族的衰落和人口的死亡，加之世浴之弊，医家之弊，医道日衰，伤往昔之莫救，促使他悉心研究医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前代医籍如《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又结合个人临证之经验，编成了《伤寒杂病论》。原书十六卷，经汉末战乱兵火而散佚，复得后世医家整理，成为今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专门讨论伤寒病。后者主要论述内伤杂病。
伤寒是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张仲景基于此说而发展，他以六经为纲，剖析了伤寒病各个阶段的病机病位病性，创立了伤寒病的六经辨证体系。对于各科杂病，张仲景以脏腑经络为枢机，缕析条辨，开后世脏腑辩证之先河。《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共载方剂269首，用药214种，对药物的加工与使用，方剂的配伍与变化都有很细致的要求。张仲景对外感热病与杂病的认识和临证治疗的指导思想与方法，被后世概括为辨证论治体系，其在药剂学方面的成就，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代之后的医学家多尊称其为“亚圣”、“医圣”。
张仲景本为士人，而能绝意宦途。精研医道，并鄙视那些“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的“居世之士”。他不仅以医术享誉于当时，且对医生的医德与医疗作风有相当严格的要求，批评那些医德不修、医风不正的医生，“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诀诊，九侯曾无彷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这些论述上承秦汉，下启晋唐，成为祖国医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仲景的著作除《伤寒杂病论》外．见于文献著录的尚有《张仲景五脏论》、《张仲景脉经》、《张仲景疗妇人方》、《五脏营卫论》、《疗黄经》、《口齿论》等。张仲景弟子有杜度、卫汛，俱为当时名医。
后人为了纪念张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明清以来留下的有关文物胜迹较多。河南南阳的“医圣祠”始建于明代，有清代石刻“医圣祠”（1727）、“医圣张仲景故里”（1900），据明代《汉长沙太守张仲景灵应碑》记载：“南阳城东仁济桥西圣庙，十大名医中有仲景像。”清代《南阳县志》记载：“宛郡（南阳）东高阜处，为张家巷，相传有仲景故宅，延曦门东迤北二里，仁济桥西，有仲景墓。”河南南阳的医圣祠经明清以后屡次修葺（其间也有毁坏），保存比较完整。分布各地的十大名医祠中都供有张仲景的塑像，反映了中国民间对张仲景的崇敬与缅怀。医圣祠于本世纪50年代以后经不断扩建增修，已焕然一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华佗（约公元2世纪～3世纪初），字元化，沛国谯（即今安徽省毫县）人。他在年轻时，曾到徐州一带访师求学，“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沛相陈圭推荐他为孝廉、太尉黄琬请他去做官，都被他一一谢绝，遂专志于医药学和养生保健术。他行医四方，足迹与声誉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曹操闻听华佗医术精湛，征召他到许昌作自已的侍医。曹操常犯头风眩晕病，经华佗针刺治疗而痊愈。但华佗为人耿直，不愿侍奉在曹操身边，甚至认为作侍医是可耻的职业，于是就托词妻子有病，以及回家取方药为由，一去不再返回。曹操多次写信催促华佗，又令当地郡县把华佗遣还，最后派人偷偷察看，才知华佗不愿为侍医，遂将华佗逮入狱中。有人向曾操请求宽恕华佗，曹操不听劝说，竟残酷地杀害了华佗。
华佗生前著有医书，临死时拿出一卷交给狱吏，狱吏不敢接受，华佗将书焚毁。此乃千古之憾事，历代托华佗之名而出的医书有数种，旧题华佗所著的《中藏经》中，相传记载有华佗的一些学术经验与方术及药剂。
曹操杀害了华佗后，常感到内疚后悔，特别是他的爱子仓舒（曹冲）病重时，更是非常后悔杀了华佗，令儿子的病得不到治疗。早在三国时，华佗就被魏国列为著名医家，后世誉称他是“外科学鼻祖”。
华佗在医药学术上兼通各科，尤以外科为最负盛名。《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精于方药，处剂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灸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聚积，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记载华佗的医案有数十则，皆具体地反映了华佗高明的诊疗医术，涉及到内、外、妇、产、儿、五官、针灸等科。他因病制宜，采用各种不同的疗法。他以手术治愈了肠痈、脾半腐的病，使病人转危为安。当华佗成功地应用麻沸散麻醉病人而进行腹部手术时，世界其它国家的外科麻醉术尚处于摸索阶段。就是在其它各科疾病的防治方面，华佗善辩证施治，他用刺血疗法治愈了头晕目眩、视物不清（类似高血压、脑动脉硬化）患者的病症。
华佗对养生和预防保健尤为注重，并身体力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华佗“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他对弟子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后汉书·华佗传》）他总结并创造“五禽之戏”，仿鹿、熊、虎、猿、鸟的动作，时常操练，可强身除病。身体若有不适，做一禽之戏，汗出，即感轻松。华佗还重视节欲保健，他创制了一种具有抗衰老作用，久服可利五脏、轻身、乌发的药物。
华佗的弟子李当之，著有《李当之药录》。吴普常练五禽之戏，年高九十多仍耳聪目明，牙齿完坚，著作有《吴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长针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华佗教授的养生法，享寿百余岁。普常练五禽之戏，年高九十多仍耳聪目明，牙齿完坚，著作有《吴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长针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华佗教授的养生法，享寿百余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