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任继学理论治验管窥

任老认为：目前临床上的虚损性疾病，其中由医源和药源导致者甚多。究其原由有四：其一作为医者审因不明、辨证不清、妄下诊断、药性不熟，使非损之疾渐成虚损。如滥用龙肝泻胆丸、冠心苏合丸致损者比比皆是；其二是对虚损性疾病本身知之甚少，受西医学“慢性”观念的影响，只注重疾病的表面现象而忽略了其“虚损”之病本，妄用苦寒攻伐之品（如肾炎予青霉素以消炎、肾衰投生大黄以排毒），而犯虚虚之戒；其三作为药品生产商随便夸大其商品的疗效范围或对其药品之毒副作用及疗程未作标注或标注不详，也是致损的关键因素；其四作为病者不能谨慎从医、择药致损者也不占少数。
关于医误和药害的问题，历代医家都很重视。《素问》专立五过论篇，可谓阐述医误和药害之先河；汉代·张仲景《伤寒论》原序：“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但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祟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明代·王肯堂曾经说过：“人有生，必有死，万物之常也。然而，不死于老者，万物皆然。而人为甚，故圣人悯之，而医药兴，医药兴而天下之人，又不死于病，而死于医药矣。”清代·王孟英亦明确指出：“执一方以疗百病无此之法，每以秉赋不齐，证因有别，劝人切勿轻尝。”《医述》云：“一见失血、咳嗽、发热等证，动以此种套药投之，一医有然，更数医皆然，庸流有然，即名医亦无不然。使患此证者，以为此外更无他法，安心守定此药，直服至死而后已。屡死而医若罔闻，终不知变计，良可叹矣！”清·周学海《读医随笔》：“人世真劳病少，假劳病多。吴师朗曾著《不居集》辨之，风寒咳嗽，饮食停滞，误治以致吐血，因吐血而即用凉润，遂逼入劳门矣。”清代·凌奂所著《本草害利》详尽地陈述了每一味药的利害得失。谓：“凡药有利必有害，但知其利，不知其害，如冲锋于前，不顾其后也……遇证则慎思明辨……辨证不明，信手下笔，枉折人命。”现代医家对此也有诸多著作如《药害临床防治大全》（贾公孚主编）；《中药及其制剂不良反应大典》（欧明主编）等。鉴于此，任老临证时对既往史、用药史尤为重视。任老认为：一则往往从中能找到虚损之根源，二能指导病者的用药。
兹列上述文献，一为警已，二为示人。任老常常教诲吾辈，面对繁杂的药物和多变的证候，作为一个中医后学，首先应系统地继承关于虚损类疾病的中医文献，从中摸清前人辨证、处方用药之精髓，而后应用于临床，如此，才能显出中医药之疗效，否则，望文生义，或不顾患者实际情况，生搬硬套，一方一药治百病，那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关于酒害致损一说，自内难起历代医家均重视有加。任老认为：在虚损的成因上，饮酒不节也是当今临床上导致虚损性疾病的重要因素。但是，作为医者在辨治虚损时却乏有顾及者，实乃一大误也﹗任老采本草各家之言提出：酒乃质寒性热具大毒之品，不宜过饮。饮则先渗入于胃，次入于胆、浸入于肝。久饮则伤胃，损肝，害胆，以致于病见胃脘疼痛，喜温喜按，嗳气吞酸，口苦厌油，畏寒怯冷，四末不温等症，任老名之曰：胆寒犯胃证。如损及肝胆疏泄之能，则可导致风头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西医学名之高血压）、肝积（西医名之脂肪肝）、浊病（西医名之前列腺疾病）、大瘕泻（西医名之曰慢性结肠炎）、脉痹（西医名之末梢神经炎）等虚损性疾病（鉴于篇幅有限，兹不再详述上述各病之机理）。因此，任老在辨治上述虚损性疾病时，特别注重病者是否有长期饮酒史，如是则往往先投葛花解酲汤（宋·杨士瀛《仁斋直指方》）或枳椇子汤健运脾胃以驱其酒毒，然后再论治其虚损，临床取效颇为理想。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此论短短数语却道出了中医治疗虚损之大纲。自《内经》提出此论始，后世医家对该经旨多有发挥，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

张仲景《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中所立黄芪建中汤等条是对“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理论的最初应用；但仲景未能对经言之深意系统论述。李东垣《脾胃论》：“劳者温之，损者温之，盖甘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剂泻胃土尔，今立补中益气汤。”可谓对“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的继承和发扬，曾一度被后世医家奉为辨治虚损之圭皋，至今仍然有极大地临床指导意义。
自李杲甘温能除大热之论始，后世医家对形、气的阐述可谓莫衷一是。清·喻昌《医门法律》：“《经》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气谓真气，有少火之温，以生育形体。然此火不可使之热，热则壮，壮则反耗真气也。候其火之少壮，皆在两肾间。”清·顾世澄《疡医大全》：“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故卫气温，则形分足矣。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由此则精不足者，补五脏之味也。）”清·叶天士《叶选医衡》：“阴阳应象论所谓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其温字亦是滋养之义，非指药也。夫形不足，乃阳虚而不充也。气者药之气也，药有气厚气薄，味厚味薄。味厚者属阴而滋精；气厚者，属阳而滋形。今以药气厚者滋阳，不兼形乎？故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虽以药温养之，亦未尝不兼乎调饮食，适起居，与澄心息虑者也。温字固具二义，然终不可视为温凉之温。”明·虞抟《医学正传》：“形不足者，温之以气。温，养也，温存以养，使气自充，气充则形完矣，曰补曰温，各有其旨。局方悉以温热药佐辅，名曰温补，岂理也哉。”明·秦景明《证因脉治》：“至若后天劳损之证，则有精、血、气三者之不同，然究其实，亦惟虚寒、虚火两条。血虚有火者，人皆知之，气虚有火者，人都忽之。气虚无火者，当温补其气；气虚有火者，则补气药中须加清凉。……东垣云：虚火可补，参、芪之属。此言后天饮食劳倦，虚阳发热之火，非言先天肾虚之火也。世人皆因错解《内经》劳者温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误认温字为热，不知形不足者温之以气，但言温润和养以培元气，非言用温热之药。”
在综合各家之言基础上，任老认为：形不足者是言阳（卫阳、中阳、元阳）、气（表气、中气、真气）虚一类的虚损性疾病；温之以气是指以培元（元气）建中（中气）固卫（表气）之法治疗因阳、气虚而致虚性不足或虚性亢奋的疾病的大纲。如任老辨治虚损性发热疾病，或予东垣之补中益气汤或者桂枝、玉屏风类，往往效如桴鼓。任老认为此类疾病多因外感失治、误治，致邪气内闭，久则损卫害营伤中而成。临床如见外感失于表散或长期应用抗生素，以致发热迁延日久之症，可以考虑应用“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的理论来论治。如伴有恶风畏寒、汗出或无汗、头痛、肢体酸楚，脉浮等营卫失和症状者，予桂枝汤合玉屏风散，常常可获良效。如兼夹纳呆、恶心、乏力肢倦，面色或青或白，头晕、头痛，脉沉弱或沉缓无力等症状。任老认为是外邪不得及时宣散，内陷中焦，一则邪气郁遏不解则生热；二则脾胃受累升降失司，气血周流不畅，邪气愈加不得宣散而身热不退。正如清·叶天士《叶选医衡》所言：“上不行，下不通，则郁矣，郁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胃居上焦下脘之间，故胃气热，热则上炎，故熏胸中而内热也。”此时，若冀苦寒以清热则谬，惟以黄芪建中汤或补中益气汤为主加减，使中气得以复健，邪气无留藏之所，才为正法。

清·薛雪《医经原旨》：“虚劳之疾，百脉空虚，非黏腻之物填之，不能实也；精血枯涸非滋润之物濡之，不能润也。宜参、芪、地黄、二冬、枸杞、五味之属，各煎成膏。另用青蒿以童便熬膏，及生地、白莲藕、薄荷等汁，人乳，隔汤炼过，酌定多少，并麋角胶、霞天膏和合成膏。”明·虞抟《医学正传》又曰：“经曰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阴也，补精以阴，求其本也。然味乃如谷菽果菜，出于天赋自然冲和之味，故有食人补阴之功，非醯酱烹饪调和偏厚之味，出于人为者也。”
任老受《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说：“夫精者生之本也”及《灵枢·经脉》：“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等理论的启发提出：人体蛋白质、氨基酸之类等，皆为人之生命之精。验之于中医临床实践，肝肾疾病，久病多伤精。此因肝病久则肝气内变，因变致损，肝体受伤，经络循行受阻，藏血调血功能失常之故。又如人之“气血逆乱”，可使肝之器官受害，疏泄机能失司，肝内肝外结络、缠络、孙络、毛脉血行不畅，水精代谢不利，从而形成瘀、痰、水、毒，肝叶失养而成，“肝叶硬”（清·高鼓峯《医宗己任编·四明心法》：“肝藏血，血少则肝叶硬，将叶抵胃，胃受肝抵，得食则满”）之症。肝之水渎功能不通，同时肝之神（魂）失用，不能“主精液”，必然水精外渗，而成水臌病证候。对上述所述肝病的治疗上，就得应用“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这一治法，且佐以理气利水之品。药用晋·葛洪《肘后方》所载鲤鱼汤：活鲤鱼一尾（约重400克左右，去头、鳞、内脏，再入下列药内）、白胡椒5克、红茶叶15克、紫皮蒜2头（去皮）、砂仁15克、厚朴10克、真沉香10克、醋柴胡10克、泽泻20克、白商陆10克、赤小豆15克、金星草15克。此方中鲤鱼用以补精，中医不称其为蛋白质，《灵枢·卫气失常篇》称之为“脂膏”，补精则能持水；柴胡，泽泻二味，一升一降，暗寓欲降则升之义；此外治水必治气，不治气非其治也，这乃沉香、厚朴之用意也，此方寓扶正祛邪二法为一体，与吴师朗补托、解托之法颇为暗合。验之临床，往往良效。
此外，对于血极（西医学谓之贫血）一症，任老应用“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的理论，结合任老自身独特见解，处方着药，临床疗效颇佳。
《内经》云：“营出中焦，心经主之。”《素问·经脉别论》：“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气于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上述经言可知，血液的生成与脾胃肺有关。任老认为：血极一病的发生除与心、脾有关外，肾的作用也尤为重要。《任继学经验集》：“肾之用有五：肾藏精，为发育、生育之源：肾主司水，统五液之布；肾生髓、主骨、造血，其华在发，其表在齿；肾司耳与二阴；肾为枢机之源。”肾藏精，生体，髓得命火之温化而生血，是精生髓，髓化血之义也，故李中梓云：“血之源头在乎肾，”肾精不足，命火虚衰，精气不化，则不能生髓，或浊毒伤髓，髓虚血少，均可造成血极。
辨治血极一症，任老除对证施治处以汤剂外，常配合膏剂治疗，取效甚捷。膏方如下：
猪或黄牛脊髓250克、元肉100克、大枣肉100克，水煎收膏。每次15克随汤剂服用。
此方，以脊髓通肾，使阴精上奉与心，以元肉入心以滋阴之不足，以大枣肉归中焦健运脾胃以滋化源。三物皆为出于天赋自然之滋润黏腻之品，正中血极之鹄的。此方与清·何炫《何氏虚劳心传》坤髓膏貌合神似。

虚损性肾风，西医名之曰“慢性肾小球肾炎”。任老深入研究了《内经》及历代医著，并结合长期的临床体会，提出了本病的中医病名应为“虚损性肾风”。之所以称之为虚损，任老认为：本病的发生发展，以内因为主，而外因侵犯可引动内在邪毒，互结而发。内因主要有先天禀赋不足，因劳倦内伤，以及七情郁结或宿食不化生毒。外因主要是风寒、风热、时疫邪毒为主，亦有药源(损肾药物)所致者。
上述病因损及肾之精、气，肾体失养，因“卫气出于下焦，”卫气虚不能束邪，又不能与营气谐和以行，故引得邪毒由少阴之脉下犯，伤于肾之膜原及毛脉、缠络、结络、斜络、孙络，造成“络脉缠绊”(《医门法律》)，气街不通，“气化代谢失常”(清·余之儁《脉理会参》)，导致血道不畅而瘀塞，“血液稽留，为积为聚，为肿为毒”(明·方谷、方隅《医林绳墨》)，毒热之邪久积，盘踞于血络、膜原，壅而为积，积久则肿，导致血脉肿胀，脉络膜变薄，甚则破裂，致血液及精微外渗，为血尿、蛋白尿，此肾体受损形成之机制。体乃用之基础，肾之体伤，则肾之用亦必失常。肾用失常，肾间动气不足，则引发三焦水道开阖功能障碍，当开不开，体内之水湿浊邪不得下泄，蕴积于体内，郁而成毒，病久则易成水毒症；肾气亏不能束水，水湿外溢于肌肤，则为肿为胀。当阖不阖，无力固精、摄血而外溢。肾藏精，生体，髓得命火之温化而生血，是精生髓，髓化血之义也。故李中梓云：“血之源头在乎肾”，肾精不足，命火虚衰，精气不化，则不能生髓，又因浊毒伤髓，髓虚血少，则成血极。
肾为先天之本，五脏之根，枢机之源，故肾病久必连及他脏。肾精亏，水不足，不能养肝。肝主筋膜，肝津虚血少，筋膜失养，则爪枯筋急。肾水亏不能涵养肝木，木失滋荣，则肝气内变，阳气上亢，郁而生风，或因于命火虚衰，无力鼓动清阳上升。清不升则浊不降，浊毒不能下泄反而壅积、上僭，二者均可导致风头眩之疾；命火衰不暖脾土，则中州失于健运，水反为湿，谷反为滞，则为痞胀、为呕恶、为溏泄、为水肿；命火式微，则君火不振，水毒之邪由三焦水道上逆，凌心射肺，则为喘促、心悸。此五脏相关、相传之理也。故虚损性肾风进一步发展常致多脏俱损，损及而衰，演为虚损性肾衰。故虚损肾风亦属虚损之患。其中虚损二字，恰如其分地解释了本病渐进性蚕食样的演变和转归。
因此，本病之本在肾，但肺、咽为发生发展的一个关键。任老认为；六淫邪毒从口鼻而入，如邪气未能及时外达，盘踞于咽喉，必然下害肾宫。因足少阴肾经“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系舌本，”而足阳明胃经循喉咙，足厥阴肝经循喉咙后，故咽喉部为肾、胃、肝三条经脉所经之处。若邪毒久瘀不去，其毒必渗入营血，浸入气液，由肾之经络，进犯于肾。肾气受害，肾精受伤，久则肾之体用俱损。体损则经络、血脉、毛脉、缠络、孙络发生逆变；用损则肾命水火失用、失统，封藏功能障碍。朱丹溪曰：“咽喉者，一身总要”，可见此方寸之地，实为生命之要关。因此咽喉病邪不除，导致肾风缠绵反复。
基于上述病因病机的立论，可见本病之发生发展始终是正虚和邪实并存。因此，在辨治此病之时，一定要注重祛邪以安正的原则。任老摒绝世俗纯温、纯补、纯涩之定式，独立清咽解毒、透经达络，培肾固元之法，恰恰体现了这种扶正不碍邪，祛邪不伤正，两善内外的根本治则。任老此论、此则、此法是对《内经》、《难经》、仲景、李东垣、吴师朗学说之融会贯通。

骨痹，西医名之曰“类风湿性关节炎”。目前医者在辨治本病时，祛风除湿通络之法似乎已成定式。而任老揉合各家文献后提出：骨痹应归属于虚损性疾病的范畴，扶正祛邪才为正法。
任老认为：“本病的发生发展，以外因为使，以内因为主。内因有二，其一，肾气亏虚，命火虚衰，卫气不生（由于卫气出于下焦，肾气亏虚，则卫气形成障碍，卫气必虚），且不能生髓、养骨，髓虚则无抗病之能；其二，脾虚则运化无力，营气不生，中气内衰，肌腠失荣，外无御邪之力。“所谓至虚之处，便是客邪之处也”（清·陆子贤《六因条辨》），内有脾肾两虚，外加冒雨涉水，久住湿地。风寒湿热之邪，乘虚内侵，然《医药琐言》云：“邪虽自外来，无毒者不入。”初则诸邪袭入经络，以致经络结滞，气血不行，血液稽留，则为聚、为毒、为热；邪随气道、血道、津液之道、精之道而伏，气血结滞，外则肌肉失养；内则关节失荣，筋膜失养，津液内蓄为痰、为饮，痰饮日久化毒、化热；久则毒邪深入，伤及肾之脏真。肾主骨生髓，肾伤则骨损髓虚，一则不能生髓，髓虚则不能生血（“骨髓生血”《伤寒杂病论章句》），而成血极之证，血极则虚热内生，而现发热汗出之症；二则骨损，以致关节肿大变形或骨质不坚；因肾是五脏六腑生理之源，肾之脏真亏虚，一则引发肝失肾水滋荣（肝肾为乙癸同源之脏），肝主筋，肝损则害筋，筋膜失养，筋脉拘急，以致关节晨僵，活动受限，手不能握，足不任地；二则肾伤日久不复，必伤脾胃（肾脾是先后天互济之脏）。脾肾受伤则气血不利，营卫不清，精微不生，肌肉失养，而致身疲乏力，甚则肌萎。总之，骨痹之病机发生发展错综复杂，虽以关节病变为本，但它是全身病象反应。何以言之？因肾气亏虚是本病之根源，且肾又是五脏之源，性命之根，精血之府，水火之宅。故人之阳气非此不发，人之阴精非此不滋。故《华氏中藏经》云：“骨痹者乃嗜欲不节，伤于肾也，肾气内消，则不能关禁，不能关禁，则中上俱乱，中上俱乱，则三焦之气痞而不通，三焦痞而饮食不糟粕，饮食不糟粕，则精气日衰，精气日衰，则邪气妄入，邪气妄入，则上冲心舌，上冲心舌，则为不语，中犯脾胃，则为不充，下流腰膝，则为不遂，傍攻四肢，则为不仁，寒在中则脉迟，热在中则脉数，风在中则脉浮，湿在中则脉濡，虚在中则脉滑，其证不一。”《医馀》：“精气为病毒所郁遏，则百患萌生。”皆是上意。
因此，本病之病位虽以关节、骨髓、筋膜、肌肉为主，但肾、肝、脾为起病及发展之源。所以然者，肾主骨生髓，肝主筋，脾主肌肉是也。本病病情多为蚕食样发展，病性多呈虚损性，虚损之义既说明病性之重，更说明骨、髓、筋、肉受损，脏真（肾、肝、脾）受伤，营气、卫气、中气、元气四维（四维相代《素问·生气通天论》）防御系统受害，诸邪乘虚潜伏筋膜、关节、经脉、血络、骨髓，胶着难解，而成痼疾，难医之病。
上述理论的提出，打破了一味祛风除湿之定格，而立调补肝、脾、肾兼顾实邪之治疗大法，验之临床疗效颇良。

消渴，西医名之糖尿病。传统的中医学理论一直认为本病之病位以肺、脾、肾、三焦为主，病机关键是阴虚为本，燥热为标；但经现代科学证实，胰腺才为本病之发病核心。受西医学理论的影响，目前在中医临床及科研方面，降糖一直是治疗及研究的重点，医者满脑子只是固态的理化检查结果，似乎已经忘却辨证论治这一动态的中医学理论精髓。
针对上述现状，任老创新性地提出了消渴病之新的病理理论，即“燥害”说及散膏、三焦受损论，从而将本病纳入虚损性疾病的范畴。中医虽无胰腺之名，但任老受《难经·四十二难》中所述“散膏”之启发提出：今之胰腺实为古之散膏。这种习古而不泥古，敢于突破前人的精神，实为吾等中医末学效法之楷模。另外，任老曾多次教诲我辈：辨治消渴病不应只着眼于其理化指标，而要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辨证施治，如此才能体现中医疗效。
《任继学经验集》：“散膏乃由先天之精化生而成，其体有多种肌核组成。内通经络血脉，为津、精之通道，外通玄府，以行气液，故人体内外之水精，其升降出入皆由“散膏”行之。而三焦为有形有体有用之经脉，为六腑之一。《中藏经》所说“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气”是言其用，“中清之腑”是言其形，即脘。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络、内外左右上下之气也。三焦通，则内外左右上下皆通。“故三焦为行水精、气液、津血之通道。”任老对散膏和三焦之体、用的阐述，可谓发古人所未发，极具创新性和研究价值。
鉴于上述理论，任老提出：消渴病之成，是因情志抑郁，饮食失节（尤其是酗酒蓄毒），年老体衰，生理退化或先天禀赋不足而化燥，燥又分热燥、寒燥。热燥耗精损液，寒燥凝精害液，使液不散，津不布，瘀滞而生内毒，损害散膏，侵蚀三焦，进而募原受伤，藏真受损，由损生逆，由逆致变，变则为病。三焦为气化水津之通道，今三焦受损，气化随之受阻，以致气不化精，精不化液，水津代谢失常，气血循环瘀阻，痰浊内生，毒自内泛，体液暗耗而成病。故本病临床多表现为气血津精代谢失常之症，如体倦、身痒、汗出、口干、甚则烦渴、喜饮多尿、多食善饥、形体消瘦等症。
通过上述理论可知，消渴之病机，核心为“燥害”，而散膏和三焦两脏受损，功能失司却是病之本，任老在辨治本病时，一方面针对其虚损之病性，根据“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的理论，而予血肉有情、滋润粘腻之品，如缫丝汤（《仁斋直指方》）和滋膵饮（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等；另一方面针对其燥害而投生津润燥之白虎人参及二冬、玉液之类，融养正祛邪为一体，较单纯之降糖疗法更符合本病的本质。
总之，任老在辨治虚损性疾病方面已形成自己较为独特的理论及经验。上述所举数论，仅为其中点滴。这种独特性和创新性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系统继承和挖掘文献基础上融会贯通而成。由此可见，丰富的临床经验与广博的理论知识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古人有云：“欲求勿误人，则莫如求诸书。”只有这样在临床上才能做到临症制宜，对证发药，不致陷入歧路之迷。中医学是科学的，其科学性也只有经过潜心研究古文献并融会贯通才能体会。这不仅体现在中医学方面，其他科学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