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临床其他各科的心理问题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眼科方面的心身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可列入心身性眼病的见表10－1。 表 10－1 眼科心身疾病

原发性青光眼　 睑痉挛 边缘性角膜溃疡 心身性泪溢 眼部异物感 飞蚊症 眼疲劳 中心性视网膜脉络膜炎 癔病性视力障碍 交感性眼炎 高眼压症　 精神性大小变视症 高血压性视网膜病变

（孙世维，1983） 原发性青光眼已被确认为一种心身疾病，也有称之为心身性青光眼（psychosomaticglaucoma）。早年用MMPI测得青光眼病人有人格偏差者占66％，而对照组仅为5％；用洛夏墨迹图投射测验测得病人有神经质、意识过敏、好强、攻击性冲动被压抑等。国内孙世维（1982）首先用自行设计的内、外个性测验，以后又用EPQ测得原发性青光眼病人的个性偏于忧虑和内向，对外环境适应能力差。王讯等（1984）用EPQ也测得原发性青光眼患者（急性）多为内向人格，情感稳定性极差。孙世维（1982）发现，闭角青光眼不仅有解剖遗传特点，其子女的性格与患病的亲代也极其相似。另外，急性青光眼的发作，80％与情绪突然变化有关。个别病例可在数分钟内使眼压升高30～50mmHg；心理作业（作难以解释的思考）数分钟后，眼压升高、瞳孔散大、角膜水肿；停止思考10分钟后，一切恢复正常。 低压青光眼病人的情绪稳定性较开角型及闭角型者更差；情绪评定表明，焦虑及抑郁分均偏高。 此外，在临床上也有因生活事件而致边缘性角膜溃疡的；眼部异物感、眼疲劳等均应考虑是否有心理因素存在。甚至在频发麦粒肿的病人也可追索到引起心境不愉快的事件。

（一）癔症性耳聋
癔聋常见于战争期间，仅次于癔瘫及记忆丧失。起病突然，无明显病因。多见于青春期及更年期并有情绪应激。真正的癔聋较为严重，常为两耳全聋，睡熟时也不例外，但催眠时能听见，因此，可以用暗示及劝说来治疗，必要时可用催眠强化。
有一例13女孩，在进行白喉预防接种时，护士因喊她未回答而责问道：“怎么回事，你耳朵聋了吗？”回家后就耳聋了（Ballantyne,1977）。
（二）耳聋的心理问题
与真性癔聋不同，装聋常为一侧性，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几乎都涉及到诉讼或服兵役。通常都有一次真正的损伤，但均会涉及“赔偿损失”的问题。病人两侧鼓膜均正常，音义检查健耳Rhinne反应阳性，“患侧”则即使重周音叉时也否认听到。Weber试验也是健侧听到，“患侧”完全符合严重的知觉性聋。用纯音听力图测试时，健耳正常，“患侧”即使放到最强（达100db）也否认听到（这在一侧全聋时也不会出现），其他的客观听力测，特别是皮质诱发电位测听及耳蜗电图也可辨别。
（三）耳聋的心理问题
儿童期的耳聋丧失了与家庭、亲友作快速交往（用言语）的机会，这是一种心理挫折。童年期的耳聋发现得愈晚，挫折也就愈重，脾气也愈坏。只有及早发现障碍才能减轻其发展。
儿童最大的需要的安全感。聋童难以满足这一需要。因为，正常婴儿在需要不满足时，可以通过母亲的得到抚慰，而聋童只有通过视觉及触觉感知，对远距离的听觉抚慰就无从感受。另外，听力丧失影响情绪、智力的发展。教育心理学Cardner指出：“没有词是很难思想的；没有词，聋童就难以分享他人的思想、经验并以此来发展智力”。
学龄期聋童有两大难题，一是受教育有困难；二是如何参加到听力正常的小伙伴们的群体中去。参加到正常群体中去有助于儿童教育。但是，在常规学校以口头语言为教育手段时，聋童无从获取住处；进聋哑学校则造成下正常听力儿童间的心理隔阂。
进入青少年期后，耳聋者由于性成熟、寻找职业、成家等困难和挫折，发生情绪障碍者较多。青少年期的社会交往也因耳聋受限，据Garretson调查，耳聋青少年分为三类：一是与耳聋及听力障碍者组成群体，与有听力者互相排斥；另一个极端是排斥“沉默的世界”盼望参加到有正常听力的世界中去；第三种是居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大批人群。他们接受耳聋的现实，认识到自己是“边缘”人群，试图要求听力正常的朋友们以聋者接受他们，并去寻找不太要求听力的受好。这些人的言语能力退化。
成年后的耳聋者其主要障碍仍然是交往问题，不能听（hear）的人要倾听（listen），但是很少有人能听得比较清晰。“倾听”是一种注意和集中的随意动作。从心理学角度看，获得性失听对个体的安全感与自尊性不利；“耳聋破坏自信心的基础，就象掉进寂静的大海。一个溺水者需要的不是同情和探索，他要的是生命线”（Ashley）。

心因性发音障碍又称非器质性发音障碍。间接喉镜检查，病人声带色泽正常、运动良好、无感染及组织学改变。咳嗽、笑或清嗓子时声音接近正常。
心因性发音障碍分为两大类：有合并症的心因性发音障碍及无合并症的心因性发音障碍。
（一）有合并症的心因性发音障碍
病人完全失音，令他发音时只能作轻声的耳语。喉部病史及喉检查的均属阴性。追踪病史可找到严重的心理合并症。治疗时除发音训练外，应结合精神上的照顾。但由于病人失音，难以作口头的信息交往。因此，医生要尽快地提供一些使发音改善的办法以协助心理治疗的进行。这种障碍的严重程度及治疗成功率的变异幅度很大。
（二）无合并症的心因性发音障碍
较为常见。病人无喉部变化，失音完全由于某种轻度的情绪创伤，也可能是个人的危机或上呼吸道感染。在后一种情况是器质性损害影响病人发音，但器质性损害恢复后，失音仍然存在。仔细询问病史，病人并无严重精神障碍，但是声音嘶哑成了一种习惯，如有的儿童可从失音中获得特别的照顾。

咽部异常感觉是泛指除疼痛以外的多种咽部异常感觉或幻觉，如球塞感、搔痒感、紧迫感、粘着感、烧灼感、无咽下困难的吞咽梗阻感、蚁行感等，也有称为慢性咽炎、咽部神经官症、癔球等。
由于症状表现的部位，常首先就诊于耳鼻咽喉科。而实际上这是一种多科性的、病因复杂的心身疾病。近年来发现的致病因素有：上呼吸道慢性炎症、消化道疾病、心理因素、植物性神经和内分泌紊乱等。有人还将精神抑郁列为首位。
有报道，1968～1979年，本病占耳鼻咽喉科门诊总数的1～5％；1980～1985年增加到16.75～17.4%，说明其增加趋热（常勇刚，1987）。EPQ测定表明，病人的P及L值明显高于对照，E及N值明显偏低。

皮肤，作为机体与环境的界面，是机体防御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涉及体温和体液的调节。从器官系统看，皮肤血流量改变而致的色泽改变可以作为情绪反应的一个方面；皮肤的感觉机能（痛、温、触、压）又使它成为躯体“自我”的基础。躯体接触对于儿童的早期发育有重大意义。

（一）全身搔痒症
痛、痒是由同一传入纤维输送的，其区别仅在于冲动的频率不同。但迄今对搔痒发生的神经体液基础仍未弄清。
全身性心原性搔痒症是指没有器质性原因或者说是不存在持续的器质性原因，情绪冲突可能与其发生有关。
（二）局部搔痒症
1．肛门搔痒症 本病常有局部刺激史（如蛲虫病、霉菌感染）、或全身性因素（如营养缺乏及药物中毒等），用传统的常规处理无效。这是一种足以干扰工作和社交活动的不适感觉。对大批病人的研究发现，发病前就有人格偏离。且常因情绪障碍而促进或使其保持。有人认为，这种病人有特异精神因素。并认为许多特质是在幼年时对父母训练排便的顺从或对抗的结果。
2．会阴搔痒症 同上。也有局部及全身性特异的躯体原因。

（一）多汗症
恐惧、盛怒及紧张可以引起汗腺分泌。人类出汗有情绪性及温热性两种形式。情绪性出汗主要在手掌、足底及腋部；而温热性出汗则多见于前额、颈部、躯干及手背和前臂。
多汗症可以视为由植物性神系统中介的焦虑现象，应注意与药物引起的多汗相区另。在长期应激下，过多的出汗可致许多与原发情绪无关的继发性皮肤改变，如发疹、起泡以及感染等。
（二）荨麻疹
荨麻疹性损害的原因涉及到许多物理的、化学的及生物的因素。急性病例常有变态反应的基础，而在亚急性、慢性及反复发作时，则找不出变态反应的因素，多数人认为情绪是某些荨麻疹发生的原因或有促进作用。
（三）遗传过敏性皮炎
遗传过敏性皮炎最许多湿疹性皮炎中受情绪影响最强的一种。痒感与可见损害不成比例。有人认为皮肤损害是由原发性的痒感导致搔抓所致。因此常称为神经性皮炎。所以称之为“特应性”（atopic），是指这是一种变态反应障碍。但是，变态反应性因素与情绪性因素之间的特关系还远未澄清。
约有近80％（77／99）的病人的在皮炎发生前有扰乱情绪的生活事件；在147次发作中，起病、加重、复发均与情绪障碍性情境有关（Wittkower及Edgell,1957）。儿童患者在亲子关系方面有母亲排斥的因素，这种排斥可以公开，也可以是隐藏在强烈过度保护形式的反应中。
（四）银屑病（牛皮癣）
银屑病与遗传有关，但主要原因不明。已肯定可促使病情加重的因素中也包含情绪性应激。情绪障碍常出现在发病或加重之前。在应激性交谈期间，患者的皮肤湿度增加和反应性充血的阈值降低。在给予保证后，又恢复正常。从精神病学角度去检查银屑病的患者，发现约占半数有情绪性适应不良。情绪障碍的幅度很大，既无一致的人格类型又无特异性的冲突型式。银屑病的病情可以在波动的情绪状态下发展，也可以与心理因素无关。
（五）心源性紫癜
Ratnoff及Agle（1968）提出了心原性紫癜这一名称来代替早年的“自体红细胞过敏”（autoerythrocyte sensitization）。起病为突然的疼痛使病人注意到躯体某一部位皮肤上的疼痛性青肿隆起，随即转为血肿而成阏斑，持续一周以上，疼痛程度剧烈。
早期的作者们注意到前驱的躯体创伤，怀疑本病是病人对因创伤后释入组织的自身红细胞过敏所致，而且可以用自己内注射复制损害来证实这种敏感性，并以此作为诊断手段。但以后发现，在催眠条件下暗示病人也可引起特征性损伤，并证实许多病例与心理应激相关。因此，Agle等（1960）提出如下机制：对损伤的想象可引起局部释放缓激肽样特质而引起皮肤损害。

一、牙周病中的心理因素
精神障碍可以促使牙周病的发生，病情严重程度与个体体验焦虑的程度有关。MMPI测定中的Sc （精神分裂）量表分值与牙周病相关；焦虑也与之有关。
军队群体中。牙科急诊（包括牙周病）在战时增加。应激与口腔卫生不良两者是促使齿龈及牙周发病的原因。
急性坏死性齿龈炎（ANUG）是一种与应激有关的疾病。考试及人际关系紧张均可引起本病发生。
二、牙科畏惧症
牙科畏惧症（dental fear and anxiety或symptom of dental fear）是一种习得性行为。 害怕疼痛，又把牙科与疼痛相关联而产生对牙科的畏惧。调查表明，约有80％以上的人对牙科怀有不同程度的害怕和紧张心理，约有5～14％的人由于害怕甚至回避牙病的治疗。
牙科畏惧症的形成因素为：①牙科医原性创伤；②社会因素；③个体素质（钱祖贤，1987）。另外，女性更易紧张，与教育水平和自我抑制力有关。
三、复发性口疮的行为类型分析
复发性口疮为常见的口腔粘膜疾患，发病因素较多，至今尚无统一看法，心理社会因素也受到注意。用《A型行为型式》问卷对124名病人及86名正常人对比测定其行为类型，结果表明，复发性口疮病人的分值高于常人。从而提出，A型行为型式可能在多种病因中起“增益效应”（谢洪，1987）。
四、颞下凳关节紊乱综合征的心身问题
此病发病原因较复杂，精神因素也受到注意。谢洪及孙福钧（1987）用EPQ测得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的病人E分较低，呈内向，女性更明显；N分较高，说明情绪稳定性差。但是，这些量表分值缺乏特异性，因为有许多疾病都呈这一型式（E分偏低，N分较高）。用生物反馈训练自我控制可以缓解局部疼痛，治愈张口受限，除发生器质性破坏者外，关节弹响大部分消除。

目前已有人确认癌症是一种心身疾病，近年来心理免疫学的发展更为之提供科学的依据。

（一）个性因素与癌症
自古以来，就有人注意到癌症发生与个性有关。早在公元二世纪Galen就观察到抑郁的妇女较性格开朗者易得乳癌。以后的许多研究中提到癌症患者的心理特征有“反应迟缓、不大表露感情、与父母感情较冷淡”；“抑郁加抽烟易得肺癌”；“乳癌患者往往是怒气难以自制而又被压抑着”；“孤独、无助并处于绝望等情绪忧伤可使白血病及何杰金氏病发展”。
我国的恶性肿瘤以消化道为主，胃癌最为常见。据1980年的资料，胃癌死亡率占癌症总死亡率的23.03％，近年的研究表明，饮食因素及精神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是胃癌的高危因素。据全国胃癌综合考察流行病学组（1981）指出，与胃癌相关密切的社会心理因素有：①性格特点：社会内向、抑郁、不灵活性；②生活事件：青少年时期或早期的精神创伤。张宗卫、郭艳容（1986）用自制的肿瘤流行病学研究量表测得，抑郁和不灵活的个性在胃癌的发生中有一定的意义（与健康对照组相比），但与其他癌症对照组相比则无显著差异，说明心理社会因素在癌症发生中具有普遍意义。北京城区调查表明，“好生闷气”居胃癌各类危险因素之首。
（二）生活事件与癌症
Miller（1977）在一篇综述中指出：①在200余篇涉及人格、情绪、应激对癌症关系的文献中，结论均为肯定其间的联系；②临床经验表明，确信自己癌症诊断者，往往预后较差，而对诊断持怀疑态度者常较好；③临床上有些长期存活（15～20年）后突然复发，其原因均为在复发前6～18个月内有严重的情绪应激；④乳癌与无法解决的悲哀有关；⑤对1，400对配偶作癌症发病调查表明，配偶一方患癌或死于癌症的心理应激可引起另一方患癌（当然还应考虑“共同环境”因素的参与）。
对比血液化学与心理学的变数之间的关系发现，血液化学可提供疾病的近期信息，而心理学变数对癌症的预后有关（Achterberg等，1977）。修女的乳癌发生率高于其他妇女（其他部位癌症发病无显著差异），这符合独身妇女乳癌发生率高于婚配妇女的事实。年龄起过40岁的修女，其乳癌发生率甚至超过独身对照人群。修女乳癌发生率较对照组为早。在45～49岁期间有一“突变”性增加，较消化道癌的“突变”早5年。
有人将不同疾病人群中出现类似的个性，称为一般性因子（G因子）；另外，还有一种界定癌症特定部位和类型的心理神会因素，称为特异性因子（S因子）。研究表明，乳癌病人的S因子为：①孩子较小或没有；②难以发泄的敌意和被遏制的愤怒；③信奉宗教或社会的正统规定；④犹豫不决；⑤早年生活特征是童年丧失父母形象或由于父母冷淡而使童年期较少保护和爱抚，使之常处于抑郁与绝望心境中。
用社会再适应量表作比较，癌症患儿在发病前一年内，遇到重大生活事件的比率较高。在心理治疗组中，72％的癌症病人在发病前数月到八年期间均受过近亲丧亡的冲击，而其他原因作心理治疗者（对照组）只占10％。
有关癌症发病与心理社会因素关系的研究在解释上有重大困难，这是由于方法学和实验设计的多样性所造成，另外，抑郁这个与癌症有密切关系的情绪状态，究竟是病前致病因素还是癌症后的身心反应，或者两者都有，都需要有力的证据。

心理社会因素促进癌的发生、发展显然是通过心理生理学途径实现的，这条途径就是心理－神经－内分泌－免疫轴。
大量的实验表明，电击、创伤性恶性刺激、反复而集中的条件反射实验可引起神经系统的过度或普遍应激而促进“自发的”肿瘤生长。去大脑皮质或使用中枢抑制药物（如巴比妥钠）可促使移植肿瘤发展和使动物提前死亡；而咖啡因及小剂量士的宁可明显延缓或阻滞肿瘤发生。
毁损下丘脑背内侧核及室旁核使甲状腺的腺样增殖退化；破坏背侧下丘脑可使移植肿瘤存活期延长；带状破坏下丘脑前部可引起抗体滴度降低和过敏反应的抑制或延缓。这些实验资料提示，下丘脑在中介心理社会因素对肿瘤的影响中起重要作用，下丘脑与免疫反应之间可能是通过植物性神经系统及神经内分泌等多种过程共同影响的。有关的资料包括：
1．内在发怒（anger-in）伴有肾上腺素分泌增加；外显的发怒（anger-out）伴随去甲肾上腺素的增加（Funkenstein等，1957）。
2．不同类型的应激可引起血、尿中激素发生明显的特异性改变，多数应激反应可致17－羟皮质类固醇、儿茶酚胺、甲状腺激素及生长激素的增加（Mason,1968、1972.）。
3．亲人丧亡（父母、配偶）、防卫应对失败而致精神抑郁时，有17－羟皮质类固醇升高或T细胞数减少。皮质醇水平增高对乳癌病人的预后不良；应对较好或灵活者，皮质醇水平低，而且预后好（Stenback等，1965；Katz等，1969）。
4．神经内分泌系统主要是集中于下丘脑弓状核区及延髓孤束核的阿片-黑色素－皮质素系统（opiomelanocortin，即ACTH／内啡肽）以及广泛分布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神经元核群。这两个系统都是免疫反应产物反馈效应的靶组织（Joseph等,1985；Blalock及Smith,1985）
心理社会因素启动神经内分泌系统与免疫系统环路，从而影响癌症的发生与发展（参见图5－2）。

用药物、放射线或手术治疗癌症所伴随的副反应常可构成暂时或持久的心理冲击。病人的反应取决于治疗的躯体应激及对自尊心冲击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化疗及放疗所致的恶心、呕吐是暂时性副反应，一般在24～48小时内消失。但是反应的严重与持续时间有很大的个体差别。如病人的焦虑可增强或延长反应；在预期或回忆治疗也可引起恶心、呕吐常成为病人坚持治疗的顺从性（compliance）差的主要原因。
秃发也是许多化疗药物带来的副反应，常要持续于整个治疗期间。虽然，戴上假发可以解决不少病人的问题。但是，头发脱落这个事实会使病人为之心烦意乱，还可损害病人“否认”癌症的应对机制。
手术的结果是永久性改变。涉及颜面部或截肢、内脏造瘘、器官切除等都可构成心理创伤。有人发现，乳房切除后适应不良者约占20％，病人在获得装饰性乳房后，术后的抑郁降低，信心增加（грасименко,1979）乳癌病人术后约1／3有中度以上的焦虑及抑郁需要心理上的帮助，另外，结肠癌手术或癌性截肢因毁形或功能丧失而损害自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