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从文明的曙光在天幕上耀映亚细亚大地之时，遍及神州大地的簇簇史前文化篝火，由点到面联接起来，形成燎原之势，逐渐的融化在文明时代的光华之中。从此，中国医药学的文明史开始了。
中国五千年的有文字可考医学史，由于东方文化发展的特色形成的中国独特理论框架，及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撞击及西医的传入，出现两个分明的层次，在东西方医学交汇中呈现复杂多态的状态。
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卫生的内容，形成了医学的雏形。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医巫分离，医学具有更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理性，占据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导地位。临床医学的分科已现端倪，趋于专业化。
秦汉时，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乱割据的状态，医药学在脉学、针灸学、药物方剂、伤科、养生保健中外交流等各方面取得了成绩，为医学的全面发展积累了经验。
隋唐时期，国家重归统一，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形成了一种空前辉宏气势。中国医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医学家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成果。这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二次高峰。
两宋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的重视在医药发展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北宋政府组织人员编纂方书和本草、设立校正医书局、铸造针灸铜人、改革医学教育、设立惠民局、和剂局、安剂坊、养济院、福田院等等，有力的促进了医药卫主之进步。
辽、夏、金、元与两宋王朝并立以至元灭宋统一全国。这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大融合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学派争鸣、民族医学奋起的一个辉煌的时期，为多源一体化的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现了蓬勃的生机。
明代，医药学发展出现革新趋势。在探传染病病因、创造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中药学研究等进入新的层次。中外医药的交流范围已达亚、欧、非许多国家与地区，中学的输出、西学的东渐，使中外医学文化在交流接触中，互惠受益。
清代前、中期，医学趋于普及与升华发展的时期，王清任躬身于人体解剖，著有《医林改错》，反映了“中国医界大胆之革命论者”的开拓进取精神。
上述的这一切，是中国古代医学波澜壮阔的历史梗概。这样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一直未曾中断的医药文化及文明，是世界医学史上所罕见的。中国古典医籍数量之大，名医辈出，人数之多，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中国传统医药学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经过了与近代医药文化的撞击、对抗到结合，也注意从国外先进文化中吸取有用的东西，遂出现了中西汇通合纂的探索。传统医学在走向现代化。
近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医学，传统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格局将会对这百余年的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作出客观的再现和评述。
中国医学史无论对于中国古代的医学研究，还是对近现代医学的研究，或是与各种不同体系医学的比较研究，对医、教、研和卫生管理等工作及学科都是不可缺少的。它涵盖面广，所涉及的时间、空间久远博大，不是其他学科所能代替的。

中国医学史的全方位研究，医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泛化，把医史工作者的目光带到中国医学史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以及与周边学科、社会人文与自然诸方面的关系上来。也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要求将更高，人们已不喜欢仅仅是点、线、面的描述、记录、考证，而更侧重于立体性全方位研究探讨，注重于医史医究为实际应用服务。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发展到这样的水平，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医史学理论研究及本学科的建构给予关注，并展开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学术经验的采借。
过去，对中国医学史与中国医史学在概念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中国医学史历史悠久，它是研究中国医学本身发生发展历史的学科；中国医史学则是以中国医学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元科学。它是研究中国医学史这门学科的发生发展规律，不要把历史本身研究和把研究历史学科作为对象的研究混为一谈。如果把医学史理解为一种纯粹描述史实而不涉及医学发展规律的学科，而把医史学作为研究医学发展规律的学科，那是欠恰当的。以为医学史不是学，不带有理论性，而医史学才是学，才是理论性的科学，也是不够恰当的。医学史从来不排斥对医学历史的理论性研讨，相反，正是这一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发展规律。二者之间或有研究侧重点之差异，但却很难确定其本质上会有更多的区别。过去习惯于用比较幼稚和比较成熟加以区别，但在二者之间要划一个严格的时间界限或学术分水岭，却几乎不大可能。单就中国医学史研究而言，虽然历代已经作出了巨大成绩，但仍有许多领域尚侍开发。
中国医史学研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一般而言，首先有通史研究，如中国医学通史，包括医学科学各个领域自古到今系统而全面的阐述研究；第二，是医学专科史，如：解剖学史、生理学史、内科学史、外科学史、妇科学史、预防医学史、免疫史、卫生保健史、医学教育史、学术思想史、医学管理制度史等；第三，为疾病史，其内容更为丰富。如呼吸系疾病史、消化系疾病史、天花史、麻疹史、痢疾史、疟疾史心脏病史等等；第四，名医传记之研究；第五，古典医学文献的历史研究；第六，医学学术交流史研究；第七，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第八，医学断代史研究，即取医学发展的某一时代，作横向研究；第九，新兴的研究领域，包括医学史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而形成的新学科，如医学考古，特别史前有关文物的发掘研究，为提供接近历史真实有了可能性；第十，还必须指出医学史的理论研究，这对医史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医药的起源，医学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医学史的分期，中外医学史比较研究，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医学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哲学以及各种文化、科学技术等诸种因素的关系等。以上十个方面，大约可以概括中国医史学研究的范围，也在一定情况下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医史学研究的深广度。
中国医学史的理论研究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与意义：医学史理论研究是医学史和医学科学领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医学科学的发展，是人类同疾病及影响健康的一切不利因素进行不间断斗争的经验总结和循序提高的过程，不断扩展探索领域以求相关进步的过程，因此，医学科学具有两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即继承性与系统性。中国医学特别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除了上述两个特点外，由于其本身在近代遭到政治的干扰，未能实现其自身的现代化，其丰富的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仍然存在着重要的现实应用价值，即实用性。中国医学史理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基本上是由上述继承性、系统性和现实的实用性决定的。恩格斯曾指出：“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历史”。中国医学史理论研究，正是要揭示中国医学在其发生、发展和进步的历程上，如何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和成果，以为学科建设与现实的需要服务。因此，归纳起来，其目的和意义约有以下若干方面。
（1）通过研究揭示中国医学科学的特征，总结历史经验和探索其发展规律，为当代医学科学的发展道路、途径和方法，提供政策性借鉴。
（2）研究中国医学发展与历代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哲学思想、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相互关系，分析研究揭示其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从而汲取其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制定和正确评价医药卫生工作的方针，一定会有较好的理论意义。
（3）通过对历代医学家科研方法的研究，分析其成功的或失败的思维方法、工作方法，总结其经验，揭示其存在的规律性，用以选择科研方向、制定科研规划，创造有利于科研课题的顺利进行发挥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4）对历代作出杰出贡献的医学家，研究其成长道路、治学态度、学术思想等，用以为当代的医学人才培养，出人才、出成果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5）通过对中国医学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诊疗技术的创造发明史的研讨，讨论其历史作用和在国内、外的影响，振奋中华民族创造精神。
（6）国内、外医学交流，是医学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先进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对国外曾有过巨大影响，国外先进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也曾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产主过巨大的作用。上述经验的总结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7）理论体系产生出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国医学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学科，不但是医学本身各学科的高度综合，而且是医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高度综合。因此，要了解和掌握其整体的本质，汲取其有益思想，就必须了解医学发展的全过程，这也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功能。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进步、创新和新理论经验的突破，无不以前人的经验、成就作为起跑点，医学尤其是这样，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医学家都不可能是在割断历史的情况下获得的。在当代，虽然医学史研究的广泛意义远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但是，中国医史学研究对发展中国医学，实现中国传统医学、现代医学现代化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学科，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任何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正因为如此，国外专门研究中国医学史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作为医学的组成部分的中国医学，同样是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疾病防治、增进健康、延长寿命和提高劳动力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中国医学与西方近现代医学是有许多差异的，它的发展与地理、气候环境，以及社会的经济结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医学成为人类共同文明的组成部分。
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更强烈的继承性，凡是新的进步和新的创造发明，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攀登的结果。因此，研究医学的过去，温故知新借以为鉴，成为解决当前存在问题的宝贵财富。医学科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发展中的系统性，这无论在传统医学科学或现代医学科学中，都有着明显的表现。每一课题或学科问题的顺利解决，都需要其他学科或专题的密切配合和合作，需要共同努力分工和各司其职。医学发展在当代面临着分科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往往难以避免局限性和片面性。医学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科学，在弥补上述可能的缺陷中，或能发挥其更为重要的积极功能和作用。
中国医学史是中华文化历史长河的一条支流，在人类文化的氛围中生生不息，以其旺盛之生命力自立于古今学科之林，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和继续存在的价值。历代学者研究总结历史经验者颇不乏人，他们的医史性著作虽有历史局限性，但均在不同程度上给予我们许多启示，例如司马迁《史记》中的《扁鹊仓公列传》，中国历代修史，为医学家立传，记述疾病流行，详列医学文献等，几乎成为必须遵循的传统。特别是传记体医史研究，有唐代甘伯宗《名医传》、宋代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明代李濂《医史》，清代医史类著作逐渐增多，如：王宏翰的《古今医史》，徐灵胎的《医学源流论》等，基本上都是以医学人物为主体的名医传记性著作。
涉及医药卫生各个领域，并以系统论述中国医学编年史为特点的医学通史著作的出现，当首推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19）先生在论述自己为何研究中国医史学时指出：“世界医学昌明之国，莫不有医学史、疾病史、医学经验史、实用史、批判史等，以纪其历朝医事之沿革，及其进化之理由，且以医史学为医学中独立之科学。吾国昔时亦有李濂医史，甘伯宗名医传，发皇往哲之奥赜，然咸秉传体，不过较方技传为略详耳，吾国数千年之医学，岂区区传记遽足以存掌故资考证乎哉，此邦贤之所以发愤编辑中国医学史也。”1932年第二次修订，被收入《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后经日人山本成之助日译在东京出版，1957年第三次修订出版，内容更加丰富，各版次或有多次印刷，影响国内外中国医学史研究甚巨。
继而则有王吉民、伍连德合著的《中国医史》（英文版，1932年），李涛《医学史纲》（1940），中国医史研究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间曾比较活跃，创办了中华医史学会和中华医史杂志，曾有较多的高水平医史论文发表，推进了中国医史学研究向着深层次发展，其间虽多次停刊，但七十年代末复会、复刊后学术交流空前繁荣，北京、上海、广州、内蒙、黑龙江、辽宁、吉林、福建、浙江、陕西、安徽、广西、四川、河南等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恢复或创建了医史分会，各地区，有些少数民族还举办过各种类型的医史学术会议，1992年8月于北京举办首届国际医史学术会议暨第十届中华医史学术会议。中国药史学会、马王堆医书研究会、文献学会等也积极开展各项学术活动。
1951年，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建立的医史研究室是中国最早的医史研究专门机构。1955年该研究所划归中医研究院，1956年，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受卫生部委托，开办了全国第一届医史师资训练班，为中国医学史的教学、科研培养了一批骨干。1982年经卫生部批准，在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李径纬继陈邦贤先生之后任该室主任、所长，1983年，卫生部委托该所为全国医史与中医文献科研、教学骨干培训基地。1984年10月，该所举办了为期将近一年的全国第二届中国医史教研骨干进修班。此外，陕西、辽宁、山东、湖南、上海、四川、湖北、天津等省市的中医药研究院也都设有医史文献所（室），少数民族医学研究机构中也很重视医史文献研究和相应科室的设置。医史研究的机构、组织和专业队伍的布局渐趋合理、阵容不断壮大。
教学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不断扩充，素质相继提高，特别是1978年始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首次招收了医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7年又率先招收医史学博士研究生，十多年来全国培养医史硕士近百人，他们的学位论文使中国医史学研究水平和学术价值均大大提高。在这十多年中，有计划强调和加强了医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史调查研究，近现代医史研究，医学考古研究等等。在这十年中，中国医学通史类、专科史类等专门著作的出版也很活跃。

中国医学史的理论研究是中国医学史研究中是极为重要的。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中，注意总结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探索其内在发展规律是医史研究的根本任务。
选择研究课题是研究工作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可在上述研究范围内，参考研究任务和目的性，经过对客观需要的调查、研究现状的摸索、取得成功可能性的了解，可以初步确定研究课题。初步课题意向是单一的，也可能同时获得多个课题；初步课题既可能是小的，也可能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大课题；初步课题可能是很专门的，也可能是一个包罗很多的复杂课题等等。此刻，如果研究者可以给予分析、鉴别，确定其最佳选择，那么就可根据需要和可能等，将研究题目定下来。不然，研究者在这些初步形成的课题面前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或下不了决心，那就可向有关专家、前辈、同事或朋友等请求指导，共同分析这些初步设想的利弊，可能性之大小，资料之多少，调查之难易，研究者的兴趣和知识基础，特别是社会效益、学术价值等，在比较中逐步确定其最佳的选题。
研究课题选定后，研究工作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大量收集和掌握有关史料就成为关键所在。一个极好的选题，没有足够史料收集的支持，就不可能形成有说服力的结论，甚至造成研究工作的失败。医学史料之收集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即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直接史料，或可称为第一手史料、原始资料。如就医学人物之研究，其档案材料、自传、书信、著作手稿、论著、笔记、遗物、墓志铭等；直接史料还有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考古发掘之所得。一般而论，由地下发掘或由石室、古建中所获者，均有较高的直接史料价值。间接史料，或称为第二手史料，非直接史料一般均属此类。如就医史人物研究而言，非本人撰写的有关传记、回忆录，或经重编的著作、文艺作品、美术雕刻、评述、论文等，或属第三次转引、编录者，故其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便有所降低。不过，也有不尽然者。
史料犹如炊米、原料，医史学研究如果没有史料，那就是无米之炊，没有原料的工厂，这个道理很清楚，无需多费笔墨。如何收集好史料，的确存在着方法和技巧问题。如果对所选课题的基本情况已有初步了解。便从直接史料之收集入手，再及于间接史料；相反，亦可由近及远，即由间接之二手、三手资料入手、理出线索，再循序收集更有价值的直接史料。其方法大约有：查阅文献、实地调查、考古发掘、文物征集等。
要善于鉴别医学史料的真伪。如上认真的收集和证购，有可能获得大量有关史料，这就为课题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雄厚的基础，然而为了确定其真正价值，还要进行科学的鉴别。
民族医药中的精湛技艺和特效方药倍受重视。
医学考古学。这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医史研究与考古学和人类学等交叉研究将要诞生一个新学科，属于科技考古学的范围。在中国，考古学主要是对元代以前的有关人本身的遗骸，和使用的工具进行研究。这许多考古资料，可以补证史书的缺漏和不足，是医学史研究中不可少的。医学考古学与医学史虽有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不同，但却有着殊途同归、异曲同功之效。与医学考古学直接相连的是中国医史博物馆及其学科。远古以来，在中国的地上地下保存了大量的医药遗址、器物等。有的作为名胜古迹被保留下来，有的则被损毁，有的文物保存在古董商和博物学家手中，有的则被方志、野史笔记、金石学、文献学所收录。近代博物馆中常有关于医药卫生的文物陈列内容和学术研究成果。
随着医史研究的深入和大量医史实物资料的发现、搜集、整理，考古学的发展和博物馆学学科内容的系统分类，在专门博物馆内分划出了医史博物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博物馆工作者就已经提出：“倘今后几百科学，各设专馆，搜集实物，以资稽考，则学子之所诵习者，可以目验，一国富强，民情风俗，以及现代科学之沿革及其应用，俱能一目了然，供其参观。”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医史博物馆，创办于1938年，1959年归上海中医学院，在馆藏、陈列、机构建设、人员设置等均不断取得发展，出于教学的需要，陕西中医学院等单位积极筹办医史博物馆，该馆现已升格为陕西省医史博物馆，收藏及陈列均较丰富多彩，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广州、吉林、成都、山东、甘肃、湖南、南京、北京、江西等中医学院也相继办起了医史陈列室、馆。中国医史博物馆，其前身是1950年全国卫生展览会的医史部分，后划归中国中医研究院。此后，曾在该院多次复展并得充实发展。经过多年征集医药卫生文物等，于1982年建立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时，正式建立了中国医史博物馆，现有文物近4000件。此外，河南南阳有张仲景医圣词、陕西耀县药王山，孙家塬有孙思邈纪念馆、湖北蕲春有李时珍纪念馆，以及陈实功、万全、皇甫谧、扁鹊、吴尚先等古代医家和近代医史遗址，医家的纪念馆遍及各地，还有少数民族的医药胜地，如西藏的药王山、青海塔尔寺的门巴扎仑（医学校）、内蒙古的三镇医学旧址等，都具有医史博物馆的性质。这些医史文物与胜迹，生动而直观地证明了中国医学的悠久历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中国医史博物馆学是中国医学史与博物馆学交叉的一门新学科，是中国医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良好社会效益，也是中国医学史的一大特色。
医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过去，阐明过去则是为了认识医史经验教训、评价已往的医史人物，以前人为鉴，为的是今人和后人。因此，医史工作者所从事的劳动，是有益于当代，惠及子孙的事业。
医学史研究所涉及的对象，范围非常广泛，因此，这对医史工作者的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史工作者运用德、识、才、学四条标准，既是对治史能力的衡量，也是对医史工作者基本素养的要求。
史德，即治史的道德和思想品德。秉笔直书，不隐不昧，实事求是，客观的反映实际，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
史识，就是观察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总结表述等能力，“这样能力，既包括史学工作者的思维素质与能力，又包括史学工作者的开拓创新精神与能力。史学工作者能够做到，见微知著，洞察底蕴。透过现象，发现本质，言人之所未言，知人之所未知，启示当今，预测未来，这就是‘史识’”。
史学，是指医史知识、医史学的理论。《隋书·经籍志》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记，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尽管这样要求标准不甚完备，但其中“博”与“通”这两条有可取之处。博是指知识结构横向联系，通则是指知识结构的纵向联系方面。所以治医史，除了解医学各方面知识之外，在对专业专精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还要具备多种学科的相应知识，才能提高医史学术水平，有可裨益。
史才，中治史的才能，如研究能力，史实真伪曲直的鉴别、分析能力、组织、综合能力、语言的表达及写作能力等等。《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说：“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欲其详。”对于写出的医史文章和书籍应当论从史出，言必有据，将科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就须要有史才。
中国医史队伍是由医、文、史，哲各科人员组成，整个的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还有相当一批医史爱好者，有的人也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成绩。
在中国医史研究的长河中，医史工作也曾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有它轰轰烈烈的年华，也有惨淡失落的岁月。中国医史工作者经受了这种沉浮的考验，近十余年间，我们已培养医史学硕士近百名，医史学博士10余名，更接受国外有志中国医史学博士研究生，以及短、长期考察访问学者等等，表现出了对医史工作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难能可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虽然在面前还有种种困难，但中国医史研究正在走向世界，这是大趋势。中国医学通史的完成，是中国医学发展在本世纪九十年代中空前的比较系统全面的一次总结，但绝非最科学完美的终本，尽管现在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其他学科文明史需要医史，人民需要医学史，医学发展需要医史，我们相信未来将更加光明。让每一个医史工作者、医史爱好者、热心并支持中国医史研究的志士仁人，为繁荣中国医史研究事业而齐心协力，共同奋斗，使我国医史研究、教学的后来者能在一个更好的基础上大步迈进！